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
从唯物史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党执政以后,地位提升带来了三个问题:一是工作任务更多地表现为通过会议的形式制订各层面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在会议室里制订的主张,民众会不会、愿不愿跟着我们走,成为一个问题。二是如果群众跟着我们走,容易使一些同志产生“自以为比群众高明”的官僚主义问题。三是权力在握的地位使一些公职人员容易出现享乐主义和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执政地位提升带来的三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民心向背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已今非昔比。但今非昔比是说和“过去”比,是“总体上”、“平均上”比。当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时,当每一个公民和周围人、和先进国家“横向”比时,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国家的行业差别、单位差别、工作差别、贫富差别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了。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社会动向和民心问题。我们可以说历史遗留问题要逐步解决、共同富裕要有个过程、社会矛盾正在逐步缓解,这种趋向群众本可以接受,但面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上的“四风”及腐败现象他们很难接受,加上一些地方工作作风简单,处理难题失当,影响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党员干部重视民意基础、关注民众情绪、破解民生难题的意识和动力才能真正提高。
从价值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对国家和阶级统治十分排斥,对“代议制”民主有很多批评,甚至提出“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这是因为,代议制的国家政权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意味着权力执掌者和所有者之间的某种分离,意味着可能出现权力向少数人利益倾斜的危险。需要正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国家制度的担忧,人类社会迄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途径。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提出党要“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习近平2013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提出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论根源都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分析。
当然,中国非常需要一个凝聚党和国家领导权威的政治体制。执政党的使命,首先是运用国家资源给民众带来幸福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自己的独特之路,赢得了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的成功就是最好的理论。我们当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指向。
从执政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各级领导工作的服务指向和工作效能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觉得工作很辛苦,甚至觉得很“委屈”:做了那么多事情,群众不理解,还“到处告状”,“当干部越来越难了”。这些都是站在干部自身立场上的感觉。换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群众会问,你们了解我们的想法吗?你们会不会调查研究掌握实情,擅不擅于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能不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衡量党员干部能力的试金石。由于不少地区缺乏程序化的意见表达机制,不能准确把握和有效解决群众的需求,闭着眼睛、硬着头皮,做了一些“上马时群众不理解、施工中群众不接受、完工了群众还在提意见”的事情,使党委和政府形象大受损伤,教训值得深思和警醒。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经典的概括就四句话:“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四句话,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工作效能的一大法宝。前两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告诉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动员的程度怎么样?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热情高不高?是决定我们工作效能高不高的根本标尺。后两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思是:第一,党员干部作为执政者为民服务,要注意“从群众中来”,注意细致了解各方群众的需求,这样我们决策时才能心中有数,决策实施的后果才能心中有底。第二,做到“从群众中来”,还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因为群众是分阶层的,来自群众的意见是多样化的,需要集中提炼;把从群众中集中、提炼后形成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才有了向群众说明说服的机会,从而有机会使群众明白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再回到群众中去,才有机会发现我们集中了的意见可能还不符合部分群众需要,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和及时修正我们的决策,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有说服力,从而又好又快地实现我们的执政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