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平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扩大

　　一、高平县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

　　（一）上级党组织对重新开辟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积极准备

　　1941年7月，日军发动中条战役后，在晋豫、太南地区驻防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撤退至黄河以南，包括高平地区在内的岳南地区全部被日军侵占。日军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各级伪政权，并且建立了100余个军事据点，加强其法西斯统治。同时，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土匪武装也乘机占山为王，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劫掠民财，欺压百姓，甚至成为日军的帮凶，杀害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致使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1年5月23日，驻平顺的中共晋豫区党委作出《新形势下本区的任务、工作与政策》的决定，提出加强内部团结，粉碎日伪新进攻，发动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但这个决定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6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的指示，随即八路军129师发出开辟岳南和中条山区的指示。6月22日，晋豫区党委又发出《关于目前时局、策略与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对5月23日决定的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晋豫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方针和策略是：稳扎稳打、灵活、隐蔽地步步走上创建根据地的道路；工作中心是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基本上长期埋伏，部分可走向公开。

　　1941年7月，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赴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彭德怀详细汇报晋豫区各地下县（工）委工作情况。彭德怀指出：南下重新开辟晋豫区根据地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晋豫区党委立即做好南下的各项准备。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重新开辟晋豫边区工作的指示信，明确提出开辟晋豫地区的任务，在于创建根据地；基本方针是隐蔽的、踏实的，反对大吹大擂和过分过早刺激日伪，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与依托已有阵地，灵活机动地再求开辟进展；党的工作基本方针仍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要区分基本地区与前进地区，运用不同的方式，逐渐走上普遍的发展，要防止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及不良影响。指示信还对广泛发展群众游击战争，争取与瓦解伪军，加强争取土匪的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一系列关于重新开辟晋豫根据地的指示信，为高平抗日根据地的重新开辟与巩固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二）高平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41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386旅17团、18团和决死一纵队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从平顺出发，迅速越过临屯公路，进入岳南的冀氏、沁水地区，执行重新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同时，太岳区派部分党、政、军干部组成岳南工作团，由时逸之领导随军南下，经过艰苦的斗争，于8月10日建立了中共太岳四地委（亦称岳南地委）、岳南办事处（不久成立为太岳第四专属，亦称岳南专署）和太岳第四军分区（亦称岳南军分区）[　1941年8月成立，地委书记韩柏，专员时逸之，军分区司令员钟关科、政委孙雨亭，管辖冀氏、浮山、翼城、晋北（今晋城北部地区）、高平、沁西（今沁水县西部地区）、士敏（今沁水县东部地区）、长子等县党政军工作，领导重新开辟和建立岳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3年3月撤销。
]，管辖和领导冀氏、浮山、翼城、晋北、高平、沁西、士敏、长子等县党组织的重建和根据地开展工作。

　　1941年10月初，中共太岳第四地委为了扩大岳南根据地，决定在白晋路以西的高平境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0月12日，岳南办事处根据太岳南进支队司令员周希汉和政委聂真的意见，在士敏县东西峪村宣布成立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是自“十二月事变”以后，在晋城境内最早建立的三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之一。由太岳南进支队民运工作队指导员王宏任县长，孟庆怀、赵德昌、刘啟元、秦大汉、祁山凤为县政府组成人员，县政府秘书为孟庆怀。南进支队的领导张祖亮特别指示，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首先要搞好抗日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堡垒户和抗日根据地，瓦解伪军，广泛开展游击战。同时，南进支队还给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6名人员配备了枪支弹药。太岳四地委书记韩柏指示，要尽快在高平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搞好根据地的建设。

　　王宏等人先在士敏县的柿庄、李庄、明庄一带开展工作，流动办公。县政府人员白天隐蔽，夜间深入群众做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在丁家、匣石湾、和沟等地建立了抗日堡垒户，并不时秘密深入到高平最西部敌占区的圪台、模凹、陈山、北甲一带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发动群众、了解敌情、招收人员，秘密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大力宣传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以及党的政策、主张，号召敌伪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活动。同时，为了加强领导，县抗日民主政府依照旧区划，决定建立三区（不久改为六区）和五区两个抗日区公所，先后任命郝崇德、孟庆怀为五区区长，祁山风任区干队队长，活动范围在原村、野川、杜寨一带；李广庭任三区区长，秦大海任区干队队长，活动范围在寺庄、釜山、赵庄一带。

　　1941年11月，太岳四地委从根据地派姬德明回高平任县委书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工作。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高平县委对外称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工作队（又称民运科），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干部一时尚未配齐，只配了秘书张文斌，以后才陆续配齐，侯景域、孟宪云先后任组织部部长，李婕任宣传部部长，张文斌调走后，康德光任秘书。县委机关先后驻沁水县的椿树街、杨树庄。县委书记姬德明是高平人，1938年4月至1940年初就担任过中共高平县委书记，不仅对高平的情况熟悉，而且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姬德明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从榆次跋山涉水，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线，在柿庄丁家与县长王宏接上了头。随后，姬德明经常乔装打扮成商人、匠人等身份，深入到高平敌占区秘密工作，与“十二月事变”时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王国珍、王根枝、王秀庭、王吉昌、张金标等人联络、接头，在柿庄与高平县境的交界地带逐步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太岳四地委、四军分区，还从太岳南进支队抽调出30名能征善战、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级干部，组成高平县武装工作队，尤太忠任队长，姬德明任教导员，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建党建政活动。

　　1942年2月，隐蔽在王降小卖铺的中共高平县工委书记侯景域，引起了姬镇魁“西区办事处”的注意，并指派特务牛海昌暗中监视其行动。中共太岳区党委根据高平悦灿英提供的情报，经研究决定撤销高平县工委，命令侯景域迅速撤出王降村，向已初步建成抗日根据地的柿庄一带转移，重新分配其担任高平县委副书记。同时前往的还有李福全、赵红英、悦子文、王家瑞、吕蛮女等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他们分别装扮成货郎担、泥瓦匠、小学教师等，经过日伪军的重重哨所和一路盘查，都先后从敌占区赶到柿庄根据地。在间圪套村，侯景域向县委书记姬德明汇报和移交工作后，便留在柿庄一带挑起建设根据地的重任。县委书记姬德明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到老家河西牛村，动员和说服自己的亲戚、本家和做隐蔽工作的地下党员及抗日积极分子姬志立、姬兴旺、姬兴岱、姬保枝、张元顺、姬连平、姬茂林、姬希年、吴起勇、姬天吉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带头到柿庄一带参加开辟高平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随着柿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高平县抗日政府先后设立了公安局、财粮科、武装科，王国珍任公安局局长，杨哲生任财粮科科长，李树荣任武装科科长。县政府驻丁家对面的小村中，公安局驻南圪脑，县委驻椿树街、和沟。这一时期，先后由太岳南进支队、太岳四地委、太行区党委派到高平的三支抗日队伍在丁家、匣石湾一带及高平等地会师。从此，高平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不断扩大和巩固，依托士敏县不断向高平县的西部地区推进，抗战形势开始逐渐好转。

　　（三）高平县委、县政府从士敏县向高平境内发展

　　1942年春，占据西珏山据点的日伪军，经常对杜寨、原村、野川、釜山等地进行“扫荡”，对高平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是年3月，为了扩大根据地，打开抗日工作的新局面，高平县武工队在太岳纵队16团配合下，对日伪西珏山据点实施围困，经过几昼夜奋战，据点内日伪军被全歼，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西珏山日伪据点被拔掉。拔掉该据点后，高平抗日根据地从士敏县境内逐渐向东推进到高平境内的模凹、南圪脑、圪台、常庄等地。至此，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区公所正式进入高平境内，在陈山、坛山、模凹、圪台等村建立了抗日村政权。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驻模凹村观音庙。模凹村从此成为高平县抗日战争时的指挥中枢。

　　1942年3月，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为新的太岳区，对原有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高平与晋城北、沁水西、士敏、长子等县划属太岳第二专区，其党组织、政府、武装分别属太岳第二地委、第二专署（亦称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三专署）、第二军分区[　1943年3月成立，席国光、薛迅先后任地委书记，魏健、纪锦章先后任专员，王近山、刘忠先后兼司令员，薛迅兼任政委。下辖晋北、晋沁、高平、士敏、建宁、长子6县党组织、政权和军事工作。
]领导。不久，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宏奉命调走，太岳二专署任命张焕为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至1942年夏，随着西珏山日伪据点的铲除和对姬镇魁常备队的不断打击，高平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五区发展到牛坪沟、西庄、董峰、交河等村，六区（三区）发展到李家河、牛家、太平等村一带。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两个区，共有23个抗日村根据地，并伺机向高平县城附近渗透。

　　1942年6月26日夜，高平抗日民众经过长期策划，秘密派人携带雷管和炸药，一举炸毁日军建在高平城南大寺的军用粮仓。被燃烧的汽油桶飞向天空，落地后又引起一连串的爆炸和大火。整个县城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城里城外照得如同白昼。枪炮声、爆炸声、人喊马叫声乱作一团，日军堆放军火辎重物资的粮仓，顷刻间化为灰烬。日军宪兵队将城门关闭7天，每天查户口抓嫌疑，还以防范查办不力为由处决了伪政府秘书张对飏等人。

　　高平抗日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反动会道门武装组织红枪会及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经常偷袭抗日根据地。红枪会原本是一种封建迷信组织，早在1937年由豫北发展到阳城一带。后又发展到沁西、士敏一带，还有一部分潜入到高平境内，发展会徒。这个组织在敌伪的利用和策划下，沦为汉奸组织，并不断向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发动进攻。1942年4月20日，红枪会公然进攻沁西县抗日政府，打死正在执勤的公安队长和房东王松林，抢走看守所关押的重要犯人，杀害抗日干部。在高平的红枪会也聚众闹事，破坏抗日工作。为安定社会秩序和稳定群众情绪，此时，正在岳南地区视察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在冀氏县石槽村召集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举行会议，指示要坚决消灭这股由日伪操纵的反动武装，捉拿会首，打击反动的上层分子，争取广大会众，迅速稳定抗日根据地局势，建立稳定的抗日社会秩序。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来到太岳二地委驻地沁水杏岭村，主持召集沁西、士敏、高平等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长（武工队长），商讨打击红枪会的具体步骤。1942年6月，在岳南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高平县与沁西县、士敏县一起配合行动，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对分布在各县境内、各区村的红枪会加强了政治攻势和武装打击。首先是捉拿反动会首，然后公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揭穿红枪会的反动本质及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种种罪行，号召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退出红枪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基本上取缔了反动组织红枪会。为了进一步巩固沁西、士敏、高平等新开辟的根据地，邓小平确定386旅一个团于端氏附近展开，分散为武工队形式配合各县大队活动，作为岳南与中条区联系的桥头堡。

　　1942年7月，中共高平县委、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太岳二地委、第二军分区的指示，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以县武工队、区基干队和军分区调来的干部为骨干，在沁水圪连山村组建高平县游击大队（简称县大队）。县大队下辖一个中队和两个区基干队，共有队员70余人，步枪40余支，轻机枪1挺。县长张焕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姬德明兼政委，刘星兆任代副队长兼中队长，王景烈任中队指导员。一区区干队队长为祁山凤，指导员姬兴旺，二区区干队队长为袁天谷，指导员为秦大海。隶属太岳第二军分区和中共高平县委双重领导。县大队常驻南圪脑村。1942年9月至年底，为加强县大队领导，上级党委从军分区调陈脱颖任县大队教导员，后又调程九章任副大队长，徐延珍任特派员。以后县大队又开辟了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工作，三区区干队有队员10余人，马天福任指导员；四区区干队有队员20余人，指导员联斌。到1943年秋，县大队发展到260余人，成为高平地方一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为高平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进入高平境内并站稳脚跟后，根据上级规定，按照“三三制”原则改选政府。1943年8月，在高平西部山区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召开选举会议，进行民主选举，使共产党员、抗日的各民主士绅以及群众代表，在抗日政府中各占1/3。吸收开明绅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参加到县政府、区公所和村政权中，其中选用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陈子和担任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这种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政权组成新形式，在士绅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既保证了党在政权机构中的领导地位，也争取了中间势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高平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四）反对日军“扫荡”、“蚕食”、“维持”的斗争

　　1941年至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一个极端困难时期，日军为加紧向太平洋扩展势力，急于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侵华战争，便以其在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更残酷的进攻。日军根据其占领统治程度，将高平划分为“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并对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在所谓“治安区”，日军主要是以“清乡”为主，实行保甲制度，促使民众“组织化”，扶植汉奸，残杀抗日群众，并大力进行奴化教育，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对所谓“准治安区”，日军主要是实行封锁、分割和“蚕食”政策，以特务活动和武装袭击结合，恐吓与怀柔兼施的办法，强迫群众“维持”，建立伪政权，企图将游击区变为敌占区。情况最严重时，高平所有的编村均建立了维持会；对所谓“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进行频繁的“扫荡”和疯狂的“烧光、杀光、抢光”，以铲除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企图摧毁立足未稳的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初开始，日军就乘高平抗日根据地重新开辟之机，大肆进行频繁的“扫荡”，屠杀无辜群众，其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危害一次比一次大。1942年11月20日，日军以强化治安为由，从县城出动宪兵队100余人，将南许庄村突然包围，挨户搜捕八路军和抗日干部，见人就抓。为了躲避日军抓捕，田风孩等5人腿被摔伤，袁保库、袁树棠兄弟二人躲藏在地窖里中毒气而死，田肉旦被日军抓住用刺刀捅死。此外，村上没有跑掉的群众全部被日军抓起来，用刺刀捅，用冷水灌肚，用铁板铐脚，但受刑群众无一人招供。最后，日军将两个八路军战士及群众田塔孩、许生孩等12人带走。当路过南陈村时，日军又将南陈村民姬天顺砍杀，并抓走王才旺等3人，这15人被带到城内，当天夜间除5人逃脱外，其余10人被日军饿了3天后，全部拖到石桥口村西枪杀。制造了惨无人道的“许庄惨案”。

　　面对日伪军频繁的“清乡”、“蚕食”和“扫荡”，高平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形成主力部队、县大队、民兵组织三位一体相互配合的作战体系。1943年春，为了统一领导全县的地方武装，中共高平县委撤销县政府设置的武装科，成立高平县武委会，任命李树荣为武委会主任。县武委会受中共高平县委和太岳第二军分区双重领导。不久，区、村武委会组织也相继建立。一区武委会主任为刘星兆，二区武委会主任为王秀庭，三区武委会主任为姬志立，后建立的四区武委会主任为周贵法。县、区、村武委会组织在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统一领导下，一方面配合县大队、八路军正规武装部队打击日军侵略者，帮助县委、县政府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还在敌占区设立政治联络站、敌工站，派人打入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猖狂进攻。

　　日军长期占领高平后，在各主要交通要道和关隘均设立了据点、炮楼，县城西南的高平关便是一重要军事要地。日军在高平关最高的山顶上，修筑了两处碉堡和驻兵营房，一处驻扎日军一个分队40余人，另一处驻扎伪军自警队、便衣队、伪区公所等数百人。日伪军经常出动到周围各村抢粮抢物，抓人派夫，并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向村民派粮派款，搜刮民财，严重地危害着高平和士敏两县。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决定拔掉这颗钉子，狠狠打击日伪的嚣张气焰。在袭击高平关日伪据点之前，两县抗日武装深入群众，进行认真细致地侦察活动，摸清这一带敌人据点内的活动情况。高平抗日民主政府还派区长孟庆怀打入到高平关敌自警队内部，做伪自警队队长的工作，向伪军讲清八路军关于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指出中国人不应该当汉奸，死心投敌没有好下场，唯有立功才有出路。伪自警队队长在强大政治攻势下，投向八路军，主动给八路军提供情报，部分伪军军心动摇，主动为八路军做“内线”。1942年10月18日夜，高平县游击大队、士敏县游击大队在八路军武装配合下，按照敌自警队队长绘出的据点火力分布图，由警备队班长王殿喜做内应，一举袭击高平关日伪据点成功。这次战斗，毙伤敌自警队副队长以下官兵10余人，生俘2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子弹千余发，救出被扣押在据点内的抗日干部和群众10多人，还有20多名伪军投诚反正。袭击高平关日伪据点的成功，是高平抗日斗争中党的敌工工作的一次胜利。

　　1943年4月4日，日军36师团一部200余人，对端氏“扫荡”后，途经柿庄向高平逃窜。高平县大队得到情报后，在柿庄至牛坪沟之间的沟南山设伏。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县大队采取拦腰伏击和尾随战术，打得日伪军乱作一团。击毙日伪军10多人，并活捉日军1名。

　　1943年8月初，太岳军区二分区20团某连3个排170余人，在执行护送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过境任务时，夜宿高平相公山。由于叛徒告密，次日黎明，护送部队被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20团某连由连指导员带领一个排突围后，继续完成护送任务。其余人员则由连长率领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早8时左右，日军在高平、河西、晋城等地调兵，从东、北、南分七路前来增援。9时至10时，又派飞机进行轰炸，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一直打到下午5时，20团某连多次打退日军的增援部队，至当晚日军全部撤退。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80余人，20团牺牲10余人。

　　1943年8月上旬，八路军386旅772团一部，在高平县大队的配合下，包围袭击了日伪寺庄区公所及自警队，激战一小时，攻克日伪炮楼。毙伤伪自警队10余人，其余日伪军和自警队队员大部被俘，救出被关押在日伪合作社内的群众10多人，并缴获大批物资。不久，又袭击了日伪马村据点，据点内的日伪军、自警队队员闻风丧胆，未等援兵赶到，就放弃炮楼，仓皇逃窜，马村炮楼即被收复。这两次战斗，影响很大，鼓舞了高平军民的抗日士气。

　　1943年8月至10月，由于日军在高平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扫荡”，对沦陷区实行“清乡”、“维持”，再加上自然灾害及姬镇魁地方反动武装的活动，高平抗日工作遇到极大困难。为了夺取抗战的早日胜利，高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太岳区党委的领导下，动员全县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用各种方式同敌人展开了反“维持”、反“蚕食”的斗争。首先是在政治上反“维持”、反“清乡”。对处于根据地党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的常庄、牛坪沟、西庄等村，公开进行抗日活动，从不维持敌人，被誉为抗日堡垒村；对7个革命的两面村（即真心抗日，假意应付敌人），继续做好工作，搞好两面政权；对另外10个死心塌地为日伪匪效力的假革命两面村（即真心为敌效力而表面应付抗日政府）、作恶多端的维持会长，则进行坚决镇压，迫使那些日伪人员主动向抗日政府投诚，从而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幡然改悔，建立起“白皮红心”政权。为做好敌工工作，八路军386旅在高平首先设立了“敌工站”，委派杨忠义为敌工站站长。部队与地方相互配合，分化瓦解敌人，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在军事上展开反“蚕食”、反“扫荡”斗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八路军主力与高平县大队有计划地派精悍人员潜入高平县城及其他集镇附近，相机歼敌，拔掉据点，迫使敌人退缩。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高平县的民兵自制土枪、土炮、土地雷等武器骚扰打击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董峰、章庄民兵站岗放哨、送鸡毛信，非常能战斗，打得小股日军不敢过董峰河。釜山、杜寨、南杨村等地民兵，经常炸敌公路、军车、军事设施，使日伪军不得安宁。1943年12月间，县大队在康营一带利用夜幕做掩护，伏击日伪军30多人，毙伤敌3人，俘敌6人，缴获步枪8支。

　　全县抗日军民经过一系列的对日战斗，很快打开了高平抗日斗争的局面。随着根据地村的不断增多，县政府将原来的五区改为第一区，原来的六区改为第二区，另在马村、东周、回山一带建立了第三区。同时，县政府陆续增设民政科、教育科、生产科、经济局、交通局、武委会等相应机构，选举成立高平县农民救国会。1943年6月，太岳二专署鉴于高平新的形势，将高平县的类别，由原来的游击县改为乙等县（有根据地和各级政权机构）。同年冬，中共太岳二地委、二专署调张焕到外地工作，任命李建标为高平县抗日政府县长。这一阶段，高平县抗日政府各工作机构和各区领导人员分别是：安仁、吴巨源先后任县政府秘书，陈鸣弦、张华峰先后任民政科科长，郭守信任财粮科科长，刘克勤任教育科科长，李树荣任武委会主任，张效成任生产科科长，宋青怀任经济局局长，王德政任交通局局长，张彦卿任公安局局长，张建任县农救会主席、王根枝任副主席。张孝庭、王培东先后任一区区长，高俊杰、杨俊选先后任二区区长，司子明、朱壮英先后任三区区长，刘汉庭任三区副区长。

　　在八路军、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力打击下，至1943年底，日军被迫全部退回据点，对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蚕食”、“扫荡”终以失败告终。自此以后，日军再也无力向根据地大规模的发动进攻，高平根据地进入对敌局部反攻阶段，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

　　（五）同姬镇魁反动武装的斗争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至1945年6月高平解放，在高平境内同时存在着日伪政府、国民党姬镇魁军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三种政权。在日军加紧对敌占区“清乡”、对游击区“蚕食”、对根据地“扫荡”的同时，国民党姬镇魁反动势力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使高平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高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虽于1941年10月就在士敏县宣告成立，但由于受日军频繁的“清乡”、“蚕食”和“扫荡”，以及姬镇魁反动武装的猖狂进攻，致使高平抗日斗争长期在士敏县境内和高平西部地区少数几个村庄活动，使高平抗日民主政府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受到极大牵制。

　　姬镇魁，字梅轩，高平晁山村人，早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抗战初期，任区牺盟特派员，1939年任国民党高平县党部书记长，组建国民党高平县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扩充自身势力。“十二月事变”后，公开反共，举办各种训练班，组建特工队、政工团、战地工作队等反动武装，以白晋路东的石末、拥万、团池等地为据点，并在白晋路西的马村设立“西区办事处”，对抗日根据地村进行袭扰。1941年被国民党27军委任为高平县长，后又兼任晋东南自治委员会主任，对抗日工作构成严重威胁。

　　姬镇魁反动武装主要采用绑架、暗杀、推煤窑圪筒等多种恐怖手段，大肆残杀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无辜百姓。1940年至1942年间，仅残杀侯庄村共产党员就达20余人，杀害全县区、村抗日干部多达33人。如新华丝织业合作社副经理吕蛮女，“十二月事变”后随县委转移到平顺县。1940年按照上级指示返乡将新华丝织业合作社物资秘密转移到沁水白圪塔村。1942年秋，他又奉命由沁水白圪塔村回王降村联系工作时，被姬镇魁便衣队发现抓获，押至侯庄村，严刑拷打逼供，用铡刀将其铡死，抛尸野外，时年44岁。三区区委书记安仁，1944年春，率县大队一部到东庄村宣传抗日，被姬镇魁武装突然包围，激战中不幸中弹负重伤，后因医药匮乏，枪伤未愈，抢救无效，不幸遇难，时年41岁。五区地下区委书记杜海瑞，1944年3月的一个夜晚被姬镇魁政工团抓去，当夜押到龙泉村一个破庙里，严刑逼供后，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1944年6月23日，姬镇魁在王降村的便衣特务密写了抗日干部名单，交给特务头目郭衍汾，当天夜间，郭带领200多人将王降村包围，挨家挨户抓人，天将亮时，全村十几岁以上的男性，全被绑押到村西的大槐树下。随着郭的吼叫声，在场的7名新任抗日干部，被特务拉了出来，抗日村长悦二女和财粮主任悦全荣当场被刺杀。随后匪徒们押着村抗日干部悦久荣、吕满顺、悦小狗、悦海根及八路军家属悦金乐离去。次日，除悦金乐被放回外，其余4位抗日干部全被蒙上眼睛推入石门村的窑圪筒内。姬镇魁反动武装杀人手段十分毒辣，高平百姓对其十分痛恨。

　　1942年秋，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由冀中经高平、沁水赴延安时，听取了高平县委书记姬德明的汇报，指示八路军和高平地方武装：姬镇魁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土匪，要坚决打掉。之后，高平县大队、公安队和各区区干队配合八路军772团一部4个连在野川、唐王山一带将姬镇魁常备二中队和自卫一中队包围，经过两小时激战，击毙二中队队长邢瑞亭以下40多人，俘获姬镇魁“路西办事处”主任赵昞智、自卫一中队特务长贾树荣以下1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多支。同年冬天，高平二区区公所还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在西洼村召开公审大会，对曾任国民党王报、北闾、高良等编村村长的杨义才，进行公开审判，并当场处决。杨义才勾结日伪和姬镇魁，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公开处决杨义才，群众拍手称快，老百姓说区政府为高平北大片群众除了一大公害。1943年，高平、陵高、陵川等抗日民主政府又遵照宋任穷的指示，集中武装力量对姬镇魁反动武装进行了多次围剿，迫使其反共嘴脸有所收敛。

　　1944年11月12日，高平县大队配合士敏独立团[　1944年10月，经129师批准，以士敏县独立营为基础，从129师772团、29团抽调五个建制排，组建了士敏独立团。团长为蒲大义，政委为梁天喜，副团长为陈明，参谋长为陈九章，总支书记为何云峰。
]，由四区区长王连生、四区区委书记申萱带路，对盘踞在团池村的姬镇魁政工一团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国民党27军残部200余人发起围攻，该敌一击即溃。在追击中，毙政工二团分队队长田忠华等以下50多人，伤1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40多支，机枪3挺，小炮1门。经过一系列战斗，狠狠地打击了姬镇魁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很快打开了高平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抗战期间，姬镇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有时甚至还和日伪相互勾结，消灭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1944年初，日军派出日伪警备队将其捕获，抓进县城，妄图迫其投降就范，后在国民党有关人员营救下才得以顺绳溜下城墙逃脱。

　　（六）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1.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1年至1943年，正当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之时，高平县又连续遭遇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经济极端困难，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高平境内普遍雨雪稀少，粮食比往年减少大约一半。进入1942年后，旱情持续蔓延，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和摧残，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到了奄奄一息的困难境地。1943年春夏之交，高平再次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绝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致使水井干涸，河道断流，禾苗枯死，多数秋粮只有二三成，有的村庄甚至秋收无望，军需民食濒临枯竭。1943年8月，旱灾未减，又发生了严重的虫灾，飞蝗铺天盖地，遮光蔽日，顷刻间大片田禾被一扫而光。直到1944年春，旱灾、虫灾仍很严重，受灾面积达60%，许多地方的树皮草根均被食尽，严重地危及着抗日军民的生存。

　　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日伪频繁“扫荡”、“蚕食”、“清乡”，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最困难时仅能在模凹、北常庄、陈山等三四个村活动，全县80%以上的地方被日军占领，根据地的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财政和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面对抗日根据地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高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组织县大队、区干队和民兵配合八路军给予敌人以坚决的反击；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渡过难关。

　　新华丝织业合作社是1938年春高平县牺盟会在王降村成立的全省第一个合作丝织社。由悦狗牛任经理，吕蛮女任副经理。一开始合作社共有8台丝织机，主要生产丝线、平纹绸、斜纹绸，产品大部分运往长治军火厂制作手榴弹拉线和炸药包。起初，由于缺料少款，只开2台织机。后来，牺盟会用清债和反贪污的方法，使王何村陈家大地主拿出两缸半蚕丝，王何村进步知识分子、县牺盟骨干陈子寿拿出白洋500元，新华丝织业合作社才投入正常生产。1939年“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独八旅抢走了王降丝织业合作社的丝线、绸缎，焚烧了织机、厂房，抓走两名工人，合作社遭到摧残和破坏。不久，吕蛮女等人又受命秘密隐蔽回村，将转移时隐蔽在蒲沟村的新华丝织业合作社的物质秘密转移到士敏县白圪塔村，由八路军供给处处长杨得普筹办，重新组建丝织厂。这时全厂拥有织机50台，职工80人，主要生产平纹绸和斜纹绸，由悦秀山任经理，其他技术力量由王降党支部供给。同时又在沁水花沟村组建花沟被服所，主要生产手榴弹拉线和炸药包包布。1942年，高平县的丝绸生产和王降丝织业开始复苏。抗日民主政府向丝织业户发放部分贷款，从外地调来优质蚕种，并规定每户每织二斤丝的产品，就可多得半斤丝工钱，大大地调动了村民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积极性。到1945年产茧达到8297公斤，出丝7024.5公斤。

　　为战胜自然灾害，抗日民主政府进行广泛动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2年，号召群众选种、浸种、拌种，进行种子改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1943年，从外地引进少量单把犁、七寸步犁、人力水车、药剂喷雾器等新农具，帮助根据地群众发展生产。1943年6月，为了战胜灾荒，渡过难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指示，各根据地要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中共高平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生产自救、渡过灾荒的号召，组织全县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开展种粮种菜，进行生产自救。提出每人“保证生产粮食25公斤，争取50公斤”的劳动竞赛号召。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还办起缫丝带织布的小综合厂，县委副书记侯景域亲自任丝厂经理。县大队在党员和干部带领下，挥锄开荒，深耕细作，积肥培土，第一年就开荒土地400多亩，收谷子、玉米750多公斤，还收了不少南瓜、土豆、豆角等蔬菜。部队和机关带头节约粮食，粮食定量由原来的一斤二两降到每人每天八两。没有粮食，树皮、树叶、野菜则成为充饥的食物。县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各机关单位不准在根据地村周围采树叶和挖野菜，把方便留给群众，组织人员到深山野岭打野猪、野羊、野鸡，挖野菜，补充肉食和副食，改善生活。还发动群众打酸枣，补充当时的粮食不足。机关和县大队精简人员，仅县大队就由原260余人减少到140人，把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到各村的生产第一线，带领广大群众生产自救，共渡难关。在县大队和八路军部队的配合下，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区、村还向当地富户“借粮”，给群众发放粮食。在当年春耕播种期间，帮助群众解决种子27石，向农民群众发放救济粮小米73石，发放救济糠5950余公斤。1944年春，县银行发放贷粮100石，及时解决群众无种子的困难。1945年，发放棉花和玉米优种等贷粮912.5石。

　　1944年5月至6月，太岳区的士敏、晋城、高平等县旱灾和蝗灾严重。太岳区党委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开展灭蝗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人不消灭蝗虫，蝗虫就会吃人”，“不管天虫和神虫，不打蝗虫就会挨饿受冻”，“放纵蝗虫如同放纵敌人”。中共高平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响应区党委号召，成立灭蝗指挥部，仅6天时间就捕捉蝗虫6000余公斤，基本上遏制了蝗灾的蔓延。

　　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对根据地经济生产的统一领导，于1942年设立财粮科，统筹资金，在根据地建成鸿胜货栈、贸易局等经济组织。其基本建设资金直接由县政府财粮科掌握管理，收入全部上缴财政用于抗日。凡从事抗日工作的脱产人员均无工资报酬，全县的抗日费用及根据地的学校经费由财粮科统一筹集。从1942年起，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通往敌占区的交通要塞均设立税务稽征卡，在根据地内的集镇设立稽征所，对出入根据地的物资按一定征收比例征税。在税收上，抗日民主政府坚持“轻税薄赋”、“量出制”、“减轻人民负担”等税收政策。1943年，在中共太岳区委和高平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设立冀南银行高平支行，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分别实行各区分散发行货币的管理办法，白晋路以西的集市上流通的冀钞为太岳版，标有“太岳”二字，白晋路以东的集市上流通的冀钞为太行版，标有“太行”二字。

　　在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高平县抗日根据地终于战胜各种天灾人祸，顺利地渡过难关，并日益得到巩固。

　　2.对敌经济斗争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及各群众团体就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不让侵略者抢到一粒粮、一分钱、一口水，在进行政治军事抗日的同时，注重对敌经济斗争。

　　1940年，日军占领高平后疯狂掠夺煤、铁、粮食等物资，严禁各种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抗日军民所急需的粮食、药品等十分奇缺。为了打破日伪对其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组织根据地群众大力发展生产；一方面在敌占区建立抗日堡垒户，秘密转运八路军及抗日群众所急需的物资，积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同时，县大队和八路军指战员还经常秘密派人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进行策反，破坏敌人的经济封锁。1944年5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张村大庙召开夏季借粮动员会议，县委副书记侯景域、县长李建标亲自主持部署“夏借”工作。会后，全县党政军统一行动，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全面展开工作。在根据地村，主要是动员农民借粮；在游击区村，主要采取强硬措施；在敌占区村，则坚决与日伪军争夺，与姬镇魁势力搏斗。通过采取不同办法，圆满完成借粮任务。1944年9月，秋收开始后，县抗日民主政府又在张村大庙召开县、区干部“秋征”会议。县党政主要领导深入动员，与会人员保证：粮食是生命，是力量，没有粮食就不能消灭敌人，更不能保存自己。“秋征”工作虽然斗争激烈，但要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征粮的主要任务。会后，县、区干部下到基层抓“秋征”，按期完成“秋征”任务。政府除拿出一部分粮食救济贫苦农民外，其余供给部队和生产一线。

　　据1944年12月统计，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全年共处理反维持、反贪污斗争案件18起，共退出小米881公斤，退出麦子437.5公斤，退出贪污的日钞800余元。县抗日民主政府将这批粮款全部退还给贫苦农民。有的行政村还召开群众大会，将粮款当场发放给群众。在反维持、反贪污斗争中，声势较大的良户村百余名群众对维持会恶霸头子田培助的斗争，檀山村群众对恶霸头子刘天翼的斗争，西庄村300多名群众清算二区助理、该村村长邢天伦贪污犯罪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在农村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工作的开展。

　　3.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是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

　　高平抗日根据地在建立和重新开辟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根据地所处的穷乡僻壤和田野山村，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成年累月地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根本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和条件，所以文盲充斥、思想闭塞、封建迷信严重、文化生活贫乏。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学校多数停办，建设根据地的各种人才严重缺乏。针对这种情况，在敌后抗日形势相对稳定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区党委关于《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的指示精神，高平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把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重要日程。在教育方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正规学制，大规模举办各种学校，开展群众性社会教育，扫除文盲，特别强调男女青年的教育等。

　　首先，立即着手筹办学校，搞好学校教育。高平县抗日政府一进入高平境内，1943年底，县政府教育科对驻地模凹村进行摸底调查。全村共20余户，大人几乎不识字，有10个学龄儿童，村里从来没有办过学校。县政府决定首先在模凹村筹办学校。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听说后，自动腾出民房，送来桌凳。县政府调张士英任模凹村小学教员，学龄儿童的入学年龄又适当放宽，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也上了学，共招收学生20多人。有了办学经验后，县政府紧接着在周围村成立小学。很快，全县办起抗日小学10所，有教员10人，入学儿童140名。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在常家庄新办抗日高小一座，校长由县政府民教科科长张华锋兼任，主任教员为王志茂，教员为李治唐。首批招收学生39名，其中有女生6名。教材是向士敏县二高借回由县政府自编油印。还有本县自己修改编写的小学抗日课本《三字经》，有字有画，通俗易懂。到1944年底，全县共办各类抗日学校40多座，有教员约60人，在校学生约1200多名，并有不少女生入学。此后，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到1945年5月，全县共办起抗日学校80多所，共有教员90多人，在校学生达到1800人。

　　其次，抓好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冬学、民校，主要任务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学生大部分是农村15岁至35岁的男女青年，设有文化课和政治课，以扫盲为主，主要学习认字、记账、珠算等基础知识。1941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根据地通过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教农民识字。1943年，在全县部分农村举办“冬学”，至1944年全县共举办“冬学”35所，主要是借用小学教室夜间上课，教学内容主要是抗战和识字，使用课本主要是政府编印的识字课本。1944年11月6日，县抗日民主政府还专门召开冬学义务教育会议，讨论布置冬学工作。会议确定峪里、柿庄、杜寨、西社、董峰、陈山、李家河为冬学基点村。为了深入搞好冬学教育，高平县一、二区还开展了冬学教育竞赛活动。竞赛的内容为：一是参加冬学人数要占全村人数的60%以上；二是到年底第一阶段结束时，学员的政治分数平均达70分以上；三是在冬学第一期结束时，学员要学会算术、珠算加减法。年底县政府和各区选出代表对竞赛双方进行验收评比。由于一、二区率先搞起冬学竞赛活动，带动李庄、常庄、峪里、圪台等基点村的冬学活动，并开展对手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的冬学教育。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和做好游击区的抗日工作，这年秋天，高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在常家庄举办知识分子和教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知识分子和教员共40多人。除根据地的10多人外，其余30多人都是游击区新来的。这些教员和知识分子，有的是自己闻讯从游击区来的，如杨村的贾树祥、邵明钰，原村的张培礼、张士英，野川的陈某等。也有的是通过县、区干部和地下人员以及亲朋关系互相串联来的。他们多数思想进步，情绪高涨。在培训期间，县长李建标给大家讲抗日形势，张华锋科长主讲了业务课，主要是讲工作方法和对敌斗争。培训班还组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教唱抗日歌曲。通过学习，增强了革命斗争意志和战胜日军的胜利信心。培训结束后，除政府留用宋全富、王福平、李水富、李培基等人外，其余人员返回原地，与抗日区、村干部、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进行工作。另派少数根据地受训知识分子到游击区工作，为游击区的抗日工作输送了新生力量。

　　在抗日根据地，县抗日民主政府视教师为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晋冀鲁豫边区规定，高平县抗日根据地的教师，凡完全小学校长由县政府遴选，并开具履历呈请专署核准委任，教员由校长推荐呈请县政府委任。初小校长、教员由县政府委任，或各村遴选合格教员呈请县政府核准委任。工资待遇按高级校长、初级校长、教师分为甲、乙、丙等级，各递差一元，教育经费由抗日民主政府统筹管理，财粮科负责发放，区公所监督开支。同时抗日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对教师的政治和业务培训，1942年至1945年，县抗日政府先后三次对教师进行培训，参加学习人员达456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教师为培养抗日干部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事业方面，1944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戏剧协会，提出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要求文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适应工农兵的口味。1944年11月27日，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召开农村剧团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11人。交流剧团工作经验，讨论今后如何开展农村剧团工作。会议认为今后剧团工作必须做到：一是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在内容、形式、动作、化装、音乐、表情上必须适合工农兵群众的心理和情绪要求。在内容上除参看解放区的剧本外，还要根据各时期的工作，多编当地群众熟悉的能够启发觉悟、推动工作的剧本。做到歌剧与话剧相结合，演出时要有音乐，调子要一听就懂，不能南腔北调。要求剧团注意和当地干部、群众取得联系，搞好剧团与演出地群众的关系。二是要树立民主作风，健全必要的生活制度。要注意与生产相结合，不能影响生产。会议还选出王连生、张华峰、李捷、刘克勤等5人为剧协会常委，负责收集编写剧本，负责农村剧团的经验交流工作。在抗战期间，全县的广大人民群众编写出许多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民谣，唤醒民众，激发斗志，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七）高平县党组织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壮大

　　1941年11月，高平县委重新建立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重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在斗争中大力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秘密组织原则，积极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这个时期，县委对基层党支部采取逐个进行整理和恢复。在整理中，首先对基层组织的状况，特别是秘密活动的干部，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向最忠实的党员进行询问，从党员及群众中彻底了解党内外情况，然后慎重地决定需要清理的党员，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清理或让其自动退出。对被清理出去的党员，指定党员和其发展关系，抓紧进行教育，争取其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使其破坏党的组织。对经过审查的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抓紧教育。整理后的党支部，立即抓紧工作，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团结各阶层群众，使党支部逐渐走向巩固。在整顿的同时，县委狠抓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尤其注重在各项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特别注重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党员数量增加后，为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县委分片建立王降、瓦窑头、永禄、长平、南李、朱家庄、浩庄、北岭等8个小分委，并先后配备了分委领导人。王降分委书记为悦子文，副书记悦万芳，组织赵福明，宣传姬春昌，辖王降、南沟、唐家山、上庄4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16人；瓦窑头分委书记为王义勇，组织委员为袁治安，辖瓦窑头、梨园、西沟3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10人；南李分委书记为刘金声，组织委员为杨金胜，宣传委员为陈天德，辖南李、邢村、店上、团池4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9人；朱家庄分委书记为朱过门，组织委员为王小洁，宣传委员为袁效安，辖朱家庄、响水坡、北李3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12人；浩庄分委书记为王培珍，辖浩庄、石村、陈区、西沟、西山5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19人；永禄分委书记为安仁，辖永禄、箭头、庙耳沟、釜山4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9人；长平分委书记为王根枝，辖长平、杨家庄、窑沟3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20人；北岭分委书记为马天福，辖北岭、司家川、康营、悬壶南4个村的支部和小组，党员14人。至1942年12月，经过整顿，全县恢复和建立基层党支部18个，党小组4个，有党员156人。各基层党支部就近隶属于小分委领导，便于加强领导，开展工作。这一时期，高平县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数量发展很快，党员质量明显提高。

　　1943年2月，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为加强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中共高平县委撤销了原有的8个小分委，建立了两个区委。第一区区委，活动范围主要在原村、野川、杜寨一带，悦子文、王家瑞均先后两次任区委书记。第二区区委，活动范围主要在釜山、赵庄及柿庄、车道、大端一带，区委副书记为李福全，后调王家瑞任区委书记。1943年5月，高平县委又在马村、东周、回山一带建立第三区委，任命悦子文为区委书记，马天福任副书记。1943年6月，中共高平县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员素质，提出四项具体要求：一是在对敌斗争与群众运动中，积极恢复、发展和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教育和对支部的领导，建立会议制度，使每个基层支部都能成为村的核心与堡垒。二是开展群众工作，逐步掌握政权、武装，缩小敌人的统治区域。三是在各种斗争中考察干部，加强干部教育，严格组织生活，完成整风计划。克服悲观主义、妥协动摇、贪污、腐化、自由主义和落后的思想意识，特别是要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四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克服不良影响，建立领导核心。党委必须照顾全局工作，县委干部要了解各部门工作，以求得领导的正确。在党委中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和不团结现象。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增强组织观念。

　　在此期间，县委还根据农村党组织所处的现状分别开展整党，提出六点整顿要求，并决定在没有党员的村庄慎重地、个别地发展党员和党组织，支部整顿以短小精悍为原则。具体要求：一是要在3个月内恢复发展党员100人，分别为一区40人，二区30人，白晋路东30人。发展时要注意质量，多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对拉夫现象。要严格入党手续，不通过县委组织部门审批不算正式党员。二是建立党支部，要注重质量，不求数量。决定一、二区建立支部一般不超过9个，其他区都不超过7个。三是要求一区在整顿村党支部中，要建立起定期会议制度，每半月支部开会一次，党小组10天开会一次；每个党员要团结进步群众5人；支部在政权中能起到领导作用，并要牢牢掌握村武装力量；做到按期缴纳党费。四是要加强教育工作，对党小组长、支委成员要进行培训。同时还要加强政治前途、革命气节、秘密工作等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克服消极情绪，洗涮内奸，对落后的挂名党员除名。五是群众工作方式要做到合法斗争与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与对敌斗争相结合。六是各农村党支部要保持与分委、县委的正常联系。

　　为了提高新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素质，高平县委还编印了《新党员读本》，下发到全县党员手中，供全体新党员学习使用。其中第一辑共十课，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共产党员？主要讲党的性质、党的理想和党的任务；第二辑共十课，主要内容是什么人能够参加共产党，主要讲入党的条件、党员的标准和入党的组织程序等；第三辑也是十课，主要内容是党的组织，主要讲党的全国领导机关、党的领袖、党的基层支部和小组、党支部的任务、支部委员的分工、对党员的要求以及对党员的奖励和处分等。通过有针对性地教育，使全县新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素质进一步提高。

　　从1942年春开始，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其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统一全党思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高平根据地的党组织来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尤为必要。这是因为，第一，这个时期多数的区级组织是在抗日斗争高潮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党员缺乏对党的最高纲领的认识，仅仅满足于具有爱国主义觉悟，降低了党员标准。第二，这一时期党的成分以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农民为主体，而知识分子在未和工农群众结合之前，存在着先天性不足，主要表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动摇不定。而农民群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不稳定，革命不坚定，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等缺点。第三，从抗战初期开始，共产党的活动是以牺盟会为基础的，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一些误解，一些人认为参加了牺盟会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党的本质的认识。因而，党组织的状况不能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方面，面临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1943年11月，根据太岳区党委指示，中共高平县委书记姬德明到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到1945年1月整风结束后，姬调太岳经济分局工作。这段时间，高平县委由副书记侯景域主持工作。1944年2月，根据太岳区党委的整风计划和中共高平县委的指示，由县长李建标、科长郭守信（兼政府党团书记）组织县政府人员在模凹村开展整风运动。根据高平实际情况，县长李建标作了整风动员报告。参加整风的人员先后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的斗争》等整风文件，以及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发表的《改造我们的作风》、太岳军政党委员会书记薄一波的《如何整顿三风的报告》等。通过10多天的学习，参加整风的干部提高了对整风的目的、内容、任务、方法、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以端正党风的态度，启发参加整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还用一定的时间进行时事学习、形势教育，用敞开思想、自由辩论的方法，讨论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的本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及抗日战争的前途，以明确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在整风中，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自觉地检查了自己，大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开展互相帮助，使一部分有糊涂认识的干部澄清了思想，放下了包袱，轻装上阵，一致对敌，并进行了内部清理。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大大加强了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4年5月，原划为建宁县后又划属陵高县的第四区，在陵高县路北办事处撤销后，又划归为高平县管辖，设中共高平县四区分委，申萱、齐云（女）先后任区委书记。至1944年底，高平县党组织从原来的3个区分委发展到4个，党支部发展到27个，党员发展到164人。

　　二、开辟建宁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3年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断取得新胜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渡过了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此时，高平县的抗日形势同全国一样，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但由于日军长期盘踞在高平县城，又在城外的马村、河西、寺庄、大山、五龙庙、米山等主要交通要道及地段设立据点，修筑碉堡，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频繁扫荡，致使处于境内东北方向的三甲、团池、陈区、建宁一带的抗日工作，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同时，姬镇魁国民党政府也经常深入到这些地区进行频繁活动，扩大反共势力。另外，从高平周边地区的抗日形势看，位于陵川县关岭山以西、长子县东南、长治县南一带，即高平、陵川、长子、长治四县的交叉地区，仍被日军占领和控制。

　　为了迅速开辟高平县辖的陈区、建宁、三甲、团池一带，陵川县辖的杨村一带，长子县辖的色头一带，长治县辖的荫城、八义一带的抗日工作，1943年7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决定设置建宁县，成立中共建宁县委和建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隶属中共太岳二地委和二专署，任命原任中共长子县委书记的宋川为建宁县委书记，李建标为建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下设宣传部和组织部，李捷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未任命，联冰任游击大队队长，郭守信任县政府财粮科科长。建宁县的管辖范围有高平县的四区（三甲、团池），吴巨源任区长，五区（陈区、建宁），王根枝任区长；陵川县的二区（杨村），孔范秀任区长；长子县的六区（色头），岳一峰任区长；长治县的三区（荫城），鲍学敏任区长，四区（八义）李正忠任区长，共6个区。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亲自向宋川下达命令，并指示八路军太岳军区20团随中共建宁县委、县政府一道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

　　建宁县委、县政府建立后，立即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县委、县政府根据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先在原长子县的色头一带建立抗日堡垒户，掌握敌情，择机铲除色头、青岗、范家山、琚村、东西南沟一带的日伪势力和趁机发国难财的地方顽固势力“拨浪队”[　1939年2月，由长治、长子、屯留、高平等县特工队、公安部队和杂牌部队组合，拼凑为国民党军第55团，白天四处清乡，夜里到处征粮，抓捕抗日干部，欺压乡民百姓。群众每当提起这支反动武装时，仅举一手掌来回“拨浪”以示55。
]，迅速打开局面，然后将抗日工作推向纵深。经过秘密活动和艰苦工作，在当地抗日干部宋继只、朱有胜、平发胜等人的配合下，摸清了敌情。1943年农历五月初五，县委、县政府和八路军20团指战员夜袭盘踞在慈林山一带的日伪势力，并乘胜打掉色头一带的恶势力“拨浪队”，建立色头区抗日民主政权。任命李捷兼任中共色头区区委书记，宋继只任区委副书记，岳一峰任区长，郭守迷任区武委会主任。

　　为分化瓦解敌人，建宁县长李建标和八路军任营长带领随从人员，于一天深夜，突然闯入日伪大山办事处，活捉伪办事处主任赵立生。李建标对他进行耐心教育，并提出三条要求：一是中国人不能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干事，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二是从今以后要身在敌方心在我，日军有什么情况和行动要及时向我们报告；三是要保护我抗日人员的安全，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拿你是问。赵表示今后一定要悔过自新，李建标与任营长遂即将赵放回。

　　建宁县委、县政府其他人员还同五区干部一道，采取各种方法，做了日伪编村人员的思想工作，使许多日伪人员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实际上暗地里为共产党出力。有的主动给抗日军政人员送粮食、送情报，有的动员本村青年参加抗日活动，为八路军安排住宿，保证安全。

　　县、区两级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不仅熟悉了各个村的地理条件，而且还掌握了敌我双方的情况。逐步建立色头、东南沟、陈区、土提、浩庄、石村、许家、黄叶河、郝庄、西坡、任家庄、赵家庄、青岗、范家山、关头、窑沟等抗日游击村政权。这些游击村的抗日干部坚强能干，群众基础好，消息灵通，比较安全，县、区干部能来、能走、能住，为在艰难环境中开辟建宁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建宁建县的几个月中，正是百年罕见的大灾荒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及时召开区级干部会议，认真研究，采取措施，想方设法救灾度荒，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决定每闾先向富裕户借粮食两担，由区村政府救济给揭不开锅的断粮户，暂解燃眉之急。同时发动群众广开门路，搞生产自救。这一决策深受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由于建宁县属高平、长子、长治、陵川四县交叉地区，斗争尖锐复杂，开展工作较为困难，县委未普遍建立区分委，也无固定的办公地址，县委和县政府在长子县色头一带活动较多，曾短期在高平县建北村昌茂恒办公，工作人员在建北村忠义恒居住。同年10月，根据太岳区决定，建宁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奉命撤销。原属建宁县区域的四区、五区归属新建立的陵高县管辖。

　　三、陵高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一）陵高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43年11月，为了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根据对敌抗战斗争的需要，位于陵川县境内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太行第八地委、第八专署和太行第八军分区[　1943年10月成立，江明、刘毅先后任地委书记，杜毓云任专员，黄新友任司令员，江明、刘毅先后兼任政委，辖陵川、陵高、晋东、修武、博爱、沁博、温孟、温陟、焦作等县。1945年11月撤销。
]决定在高平的东部（白晋路以东），陵川县城的西部及晋城的东北一带建立中共陵高县委和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命路宪文为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同年10月9日，路宪文曾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委任为太行第八专区高〈平〉东县县长）。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八路军太行第八军分区新一旅二团团长吴恩信、政委任小风带领的三个连队配合下，于同月下旬夜袭驻附城的陵川第三区伪公所日伪警备队后，在附城正式宣告成立。陵高县委同时宣布成立时，暂未配备县委领导。194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指示，中共太行第八地委从冀西根据地调来一批干部充实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各区政府，加强了该县、区的地方工作。任命李步云为陵高县委书记，张力任宣传部部长，李一民任县委秘书。同月，陵高县独立营和武装委员会成立。独立营辖两个连，约200余人，由新一旅二团抽调部分战士作为骨干。独立营营长由县长路宪文兼任，宋之春任政委，熊小春任副政委，苏枫任县武委会主任。同年2月，为加强对陵高公路以北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太行第八地委又决定在陵高公路以北地区设立陵高路北办事处工作委员会和临时军事指挥部。此前，中共太岳第八地委、第八军分区早于1943年秋就组成以武人文为政委的武装工作队，进入这一地区活动。陵高路北办事处成立后，武人文任办事处工委书记兼主任，太行第八军分区参谋长熊新乐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太行第八专署副专员张大英兼任办事处副主任，段集锐任工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

　　陵高县政府下辖秘书科、财政科、司法科、公安局、民政科、教育科和承审处等机构。张华任公安局局长，崔实保任民政科科长，李文明任教育科科长。中共陵高县委、县政府机关先后驻陵川县附城、大槲村、城东和高平县侯庄村。全县下辖7个行政区，并成立了区级党、政和武装组织，其中一区、二区、七区三个区在陵川县境内。一区区委书记为石川，区长为毕启明；二区区委书记为石小平，区长为孔范秀；七区区委书记为吴克，区长为刘克勤。三区、四区、五区在高平县境内。三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陵川县境内的平川、礼义和高平县境内的拥万、平头、北诗、石末、牛庄等地，王再林、华青先后任中共陵高三区区委书记兼区干队政委 ，巩岐山任区长兼区干队队长，赵丙让、田加林先后任副队长，郭其昌任区武委会主任，郜连枝、赵新芳先后任区农会主席，马彪任区委委员兼便衣队队长，廖厚福任区干队副队长，区机关驻侯庄村，三区隶属陵高县委和县政府直接领导，是陵高县抗日斗争的一个重点区；四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三甲、团池、永禄等地一带，区委书记为申萱，区长为王培东，区机关驻三甲村；五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米山、云泉、陈区、建宁一带地区，王培贞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程秀任副区长，区机关驻陈区村。四区、五区均归陵高县路北办事处领导。六区在晋城境内，活动范围主要包括北义城、鲁村、府城、高都等地。1944年5月，陵高县路北办事处撤销，四区划归高平县，五区划归为长治县第四区。1945年4月28日原属陵高县所辖的晋城县的村镇，划归为晋东县第五区、第六区。

　　（二）陵高县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1.粉碎日伪军进攻，稳定社会秩序

　　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犹如一把尖刀插入了日伪的心脏。尤其是地处高平边境的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附城镇，是陵川、高平、晋城三县之间军需民食供给的商贸重镇，是日伪建立殖民统治和八路军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必争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此刚成立不久，日伪就派出剿共部队、保安队、还乡团对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扫荡，妄图卷土重来，建立据点，长期驻守。为此，新成立的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陵高县独立营带领全县军民紧密配合太行第八军分区部队，迅速展开保卫抗日政权的武装斗争。日伪军在进攻县政府的当天黑夜，就遭到太行第八军分区新一旅二团两个连小股部队的袭击。第二天，日伪军分两路包围太行八分区部队，遭到八分区和陵高独立营的前后夹攻和打击。此后，日伪又调动1000余名兵力，再次进犯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附城镇，同样受到全体抗日军民重创，迫使日伪军狼狈逃回据点，彻底粉碎和打破了日伪妄图重新建立附城据点的企图，使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迅速站稳脚跟，打开了在陵高新区开展抗日对敌斗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局面。

　　在粉碎日伪军事进攻的同时，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尽快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明确宣布抗日民主政府对伪区公所及各编村伪公所工作人员实行宽大政策，号召在伪区、村公所工作的人员，限期向抗日县政府进行登记，协助抗日政府工作，凡立功赎罪，一律从宽处理，既往不咎。对拒不执行抗日政府号召，继续为日伪效劳、死心塌地地充当卖国贼的汉奸，则实行坚决镇压。通过宣传教育，大多数伪工作人员及编村的村长、村副、闾长、农会干事等积极向抗日政府进行登记，表示要继续为抗日政府工作，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

　　为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遵照太行第八地委和第八专署的指示，成立县政府咨议室，特别聘请崔实保、常景晟（原国民党陵川县教育局局长）、李黑虎、秦邦耀、韩维屏、段泽如等一批在原国民党政府工作的人员和一批开明士绅、开明知识分子参加咨议室的工作，担任县政府咨议员。还委任崔实保担任县民政科科长，李文明担任教育科科长，郝忠周担任三区民政助理员，每月发给他们三斗小米作为生活费。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县抗日民主政府经常召开咨议会议，听取统战对象的意见。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许多在敌伪政府工作或外逃的人员，纷纷向陵高县政府登记。晋城县伪公安局局长及职员10多人，受抗日民主政府教育，携械向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投诚，从而增强了抗日力量，使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

　　陵高县军民在同日伪军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多次对国民党姬镇魁反动武装进行严厉地打击。1944年1月，陵高县抗日武装力量，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多次对姬镇魁反动武装进行奔袭和围剿，迫使姬镇魁的统治区域日渐缩小，国民党高平县党部、县政府、三青团高平办事处，仅退缩在董寨、孝义、郭村、仙井、井则沟等一带。其政工团、服务队等武装组织不敢公开集中活动，只得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白晋路以东的日伪据点附近活动。同年6月12日，陵高县独立营一部，在储成章连长的指挥下，同陵高三区区干队30余人，在三区民兵配合下，奔袭驻龙泉村的姬镇魁政工团，生俘政工二团29人，其余溃散。政工团团长王建栋因此受到姬镇魁的处分。姬镇魁武装在遭到根据地军民的多次打击下，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惶惶不可终日。

　　2.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太行八地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日伪统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方法，领导群众开展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在敌占区和边缘区重点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组织民兵和自卫队，采取武装保卫和政治攻势的斗争形式，分化瓦解敌伪阵营，争取团结开明人士和上层知识分子，配合八军分区部队袭击日伪据点，歼灭敌伪军队。在反“抢粮”、反“维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抗日斗争中，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和组织各地民兵采取破公路、割电线等措施，将陵长、陵高、陵晋三条公路干线拆断，遏制了日伪军相互增援的联合行动，使各地日伪军处于孤立活动境地。

　　陵高县地处在陵川、晋城、高平三面受敌的腹部地区，广大抗日军民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四处袭击敌伪，巩固根据地，扩大解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分布在各地，一面生产，一面作战。各村山头上都树起情报杆，村村都有人站岗放哨，经常派人深入敌伪据点侦察了解敌情，建立情报通信网，以杆线传递、联防山头为号，勾通情报，相互联络，一处发现敌人出动，迅速联合起来进行打击。实行空室清野，要求“粮要藏好，人要跑净”，使敌人来了找不到井，喝不上水，找不到人，抢不到粮食和财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负责组织和掩护群众转移，组织民兵配合部队到敌后袭击敌人。有的村还在村边、路口、街头、井旁、院中、门前埋下地雷，布下地雷阵，使敌人抬脚动手遭雷炸，处处行动不便，寸步难行，被死死困在县城和各据点内。

　　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积极抓好根据地的大生产工作。1944年4月，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向所辖各区、村发出《关于突击下种，加紧备战的通令》中指出，目前日伪定会利用春季下种之际，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广大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加紧备战，突击下种。要求各村干部要调剂好牲畜，保证春耕工作顺利进行；要动员一切力量，抓紧一切时间，突击下种，保证5月10日前种完种好；各区干部要深入各村检查贷款和救济粮的使用情况，切实解决好群众在春耕下种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每个家户要准备一个月的熟粮，以备敌人“扫荡”时食用；各村要实行空室清野，动员群众把暂时不用的粮食、锅碗等财产埋在野外，家中院落不要堆放柴草，以免日伪“扫荡”时烧房；日伪“扫荡”时，各村要做好群众转移工作，牛、驴等牲畜要妥善安排，防止日军抢走；要发动群众想出新的反“扫荡”办法，粉碎日伪的阴谋。《通令》下达后，各区、村干部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动员群众迅速掀起抢种和备战高潮。军民团结一致，村与村密切配合，一有敌情，互通情报，共同反击。经过十多天突击，秋田全部下种完毕。同年5月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根据河南安阳及各地出现的蝗虫灾害，发出《关于扑灭蝗虫的紧急号召》。这次蝗虫灾害从1943年开始发现，迅速蔓延，到1944年春夏，陵高县所辖地区，发生数十年来罕见的特大蝗灾。蝗群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被蝗虫吃光、颗粒不收的土地1万多亩，受灾土地面积达3万余亩，并逐渐向全境蔓延。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响应太行区党委的号召，迅即成立了剿蝗指挥部，发动党政机关、部队所有干部战士，在各地带领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灭蝗运动。

　　陵高县委根据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党内干部教育的通知》，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出1944年干部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从上到下进行关于本区党史的教育，进行关于太行区社会实际情况与政策的教育。组织县以上干部集中到太行区党委党校进行第二期集中整风和对干部进行审查。根据太行八地委《关于恢复和建立民众夜校的指示》，陵高县委积极动员和领导根据地各村开办民众夜校（民校），并对开办民校所需经费、校址、教师的来源和教学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各级党政干部深入各地挨村挨户发动、组织，在解放区农村普遍办起民众夜校。开办民众夜校，既是抗日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时事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场所。通过开办民众夜校，不仅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识字能力，而且使一部分失去生活信心的农民克服了悲观失望情绪，坚定了生产自救、度过灾荒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陵高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在各区进行整风审干、精兵简政工作。同时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人民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发展互助生产、救灾度荒，组织民兵整训，进行拥军优属，动员支前参战，开展锄奸反特、惩治卖国汉奸、反“扫荡”、反抢粮、保卫秋收、打击和歼灭日伪军等具体工作。在全县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实行互助生产，建立民兵武装，并动员群众抬伤兵、送茶饭、送公粮、做军鞋，支援前线。组织群众站岗放哨、捉汉奸、空室清野、反“扫荡”，开展对敌斗争，形成了军民团结一心抗日的局面。是年7月，中共太行八地委调徐志荣到陵高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充实了中共陵高县委的领导机构。1944年8月，县委、县政府成立陵高县县立高级小学。县政府对贫寒家庭的学生按时供给生活费用，学生除学习文化、时事政治课外，还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和参加一些必要的抗日活动。

　　1944年11月，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武委会根据太行军区《关于一年大整训的实施要领》和中共太行八地委安排部署，领导全县开展“总结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结合民兵训练进行时事教育和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教育运动。运动中，组织全县民兵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政治整训，主要是对民兵加强时事教育和阶级教育，肃清各种混乱思想，巩固胜利信心，教育民兵把战斗和生产结合起来；军事训练主要是组织民兵开展练武运动。通过整训，提高了广大民兵的群众观念、劳动观念和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克服了少数人对练武采取“支差”、“应付”的态度和脱离群众、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在练武运动中，民兵着重学习爆破，辅以射击、刺杀、投弹等军事技术，普遍学会使用各式地雷和爆炸技术，提高了民兵和自卫队的战斗力，巩固和发展了民兵队伍。11月21日至12月7日，太行区首届杀敌劳动英雄群英大会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陵高县杀敌英雄王虎堆出席群英大会。

　　从1944年11月开始至1945年1月，中共陵高县委按照太行八地委的指示，对开展的机关整风、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大检查，并在全县开展广泛的拥军优抗活动。在检查减租减息运动中，按照中共太行区党委发布的《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重点注意贯彻群众路线，组织农民进行反省，解决农民思想上的问题，引导农民讨论“该不该减”、“能不能减”、“怎样减”等深层次问题，启发农民自觉投入运动。在拥军优属活动中，1944年12月，中共陵高县委、陵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拥军公约》：一是爱护边区子弟兵，帮助边区子弟兵，尊重边区子弟兵；二是一切为着战争的需要，积极帮助军队作战；三是动员优秀青年参军，动员逃兵和逾期不归的战斗员归队；四是增加生产，保证军队给养，缴纳公粮不搀糠、不搀沙；五是救护伤病员，慰问伤病员，慰问作战部队；六是保守军事机密，掩护军队后方机关人员和资财；七是尊重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八是同军队做生意要公平，给军人做衣服缝鞋袜要结实；九是帮助军队运输、带路、送信、送情报；十是招待来往军人，时时帮助驻军困难。通过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军民感情，密切了军民关系，推动了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潮。

　　3.支援陵川、高平解放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3月，陵高县委抽调百余名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各区村召开区村干部、劳动英雄、义务教员、合作社职员会议，动员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4月5日，陵高县独立营、区干队、民兵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太行四分区主力部队，开始南北两面夹击陵川县城，并向陵高、陵长公路沿线同时展开攻击。在八路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强大攻势下，10日，陵川县城光复。11日，陵川全境解放。解放陵川的战斗结束后，陵高县长路宪文率陵高县独立营继续配合太行第四军分区32团等部队和地方武装，参加了解放高平县米山镇、河西镇、攻克高平龙顶山日伪据点的战斗。5月15日，扫平了高平境内白晋路以东地区的日伪残敌，并拔掉晋城县境内三个据点。6月中下旬参加对高平县城的围攻和解放。
1945年7月1日，陵高县委、县政府在驻地侯庄村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4周年和庆祝党的七大胜利闭幕集会活动，热烈庆祝抗日斗争在本境内取得伟大胜利。高平解放后，陵高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努力整顿和恢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员队伍，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安定社会秩序、医治战争创伤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互助生产运动、支前参战运动及挺进豫西支援豫北解放的革命高潮。

　　（三）陵高三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陵高三区是1943年11月在太行第八军分区二团一部及陵高独立营的配合下，将姬镇魁政权从侯庄村赶走后建立起来的。所辖范围除原属陵川县平川、礼义外，其他均属原高平县界。全区有大小村庄150余个，约5万人口，地处陵川、高平和晋城三角地带。从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看，陵高三区东有陵川县城和野川底据点之敌，北有大山据点之敌，西有高平县城、河西、米山和龙顶山据点之敌，处于日伪势力的三面包围之中。同时，陵高三区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它是国民党高平县政府县长姬镇魁长期盘踞的老巢。姬镇魁是该区晁山村人，该区侯庄村曾是姬镇魁国民党高平县政府所在地。“十二月事变”发生后，姬镇魁反动武装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当地和全县的许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群众被镇压、活埋和暗杀。再加上三区刚建立时，正遇到数十年不遇的旱灾和蝗灾。因而，陵高三区从一建立就面临着自然灾害、日本侵略者和以姬镇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威胁。日伪军及其维持会，姬镇魁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政工团及特务组织，中共陵高县委、县政府和抗日军民，以上三种政治和军事势力在此地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而姬镇魁反共势力又和日伪相互勾结，依托日伪据点的掩护，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进行对抗。所以，陵高三区除了要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外，还面临着日伪和姬镇魁政权的双重敌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这样一个特殊困难及复杂艰巨的斗争形势和局面。

　　陵高三区刚开辟时，没有一个能够立足的村庄，白天进行武装活动，晚上就得转移到一区的根据地牛家河、秦庄等村去住。尤其是姬镇魁武装妄图趁三区刚刚建立、基础不稳的情况，企图派出武装将这一抗日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三区区委、区政府经过一段武装斗争的实践后，明确提出以武装做掩护，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以便衣对便衣，以突击对突击，针锋相对；逐村争夺，步步推进的对敌斗争方针。区委、区政府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斗争形势，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扩充区干队，组建便衣队，建立和发展区、村民兵组织。缺乏活动经费，就从没收汉奸财产上缴剩余部分中解决，使队员们每人每年能发两套衣服，每人每月能发一元零花钱。区委对敌伪人员实行分化瓦解，对坦白自首、登记悔过、改恶从善者既往不咎，对继续事敌、破坏抗战、危害人民者严惩不贷，对地主阶级中的那些开明绅士和上层知识分子，则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仅仅一两个月时间，区干队便发展到40余人，便衣队发展到10余人，各村民兵发展到近千人。他们组成精悍的小分队，同姬镇魁的特务突击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出没在沙壁山、四明山一带，对敌特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944年3月，区武委会主任郭其昌带领民兵小分队深夜奔袭礼义镇，活捉姬镇魁部11人，并在群众要求下将姬部一区长处决于礼义镇西大庙，对敌人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区委、区政府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迅速打开陵高三区抗日工作的新局面。

　　1944年夏，以太行第四、第八军分区部队为主力，陵川、陵高独立营，各区干队和民兵配合，围困陵川县城，陵高三区主要负责陵高路中段的破坏任务。6月5日，陵高三区按上级部署，迅速召开区、村干部会议，作出紧急动员部署。全区共动员20个村2700多名群众，年龄最大的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最小的仅为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每村编为一个队，队下设小队和班，10人为一组，20人为一班。第二天下午集中起来，由区委书记华青作总动员，讲明围困陵川和破路的意义以及各村的任务，并宣布注意事项和纪律。之后，由区委书记华青和区农会主席赵新芳分别带领两支破路大军，扛着锨镢，挑着箩筐和其他破路工具向申庄、五家河出发，在25华里路的地段上展开大破路。根据地形不同，采取爆破、挖沟、垒墙、堆木石等办法，将陵高公路中段破坏达57处之多，平均每华里2处。尤其是在申庄、姬兴庄这两个险要地段，破坏最彻底，使陵高公路的交通完全中断，从而使陵川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4年冬，为了保证军政粮食供给，支持抗日战争，陵高三区在新辖区域征收公粮，但姬镇魁却指使编村各村保长拒绝向抗日政府征派公粮。敌占区、游击区一部分敌方政权对抗日政府所派公粮任务采取应付态度，拖延少交，甚至拒交。在这种情况下，陵高三区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召开敌伪维持会长和闾长会议，令其按抗日政府合理负担办法派粮交粮。对囤积粮食大户施加压力，要他们多出公粮。如果谁敢抵抗合理负担，拒交公粮，部队将要到他家就食。二是对拖延、少交或应付的，把他们叫到区公所，令其限期交粮，讨保释放。三是对个别拒不交粮的维持会长、村长、闾长，加以抓捕，待交粮后再放回。通过上述三种措施，使征收公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44年12月，陵高三区军民在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多次粉碎了日伪军对三区的“扫荡”。其中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县独立营一部和三区区干队在南张寨村与“扫荡”的日军遭遇，毙日军4人，缴获步枪6支，日军仓皇溃逃；一次是陵川和高平日伪军两个团，在一天拂晓前包围了平头村，村长杜中福、民兵队长张东才分别在巡逻放哨和侦察敌情中牺牲。当时，八分区一个连和三区区长巩岐山正在平头村，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他们迂回绕山梁跳出包围，却在陵川苏村与日伪剿共二团一部遭遇。危急之下，巩岐山谎称是剿共三团，敌人信以为真，轻易被我军缴械，这一仗俘敌30余人，缴获枪支马匹若干；还有一次是高平日伪军“扫荡”三区，经毕家院到侯庄，侯庄民兵在区武委会主任郭其昌的指挥下，配合正规部队在侯庄南山同敌人交火，俘虏日军班长1名，致使敌不敢在侯庄停留，迅速逃窜。

　　1945年春，姬镇魁反对抗日政府征收公粮失败后，采取了武装抢粮的手段。为了击败敌人武装抢粮企图，三区区委、区政府以武装斗争进行反抢粮，经常派区干队和便衣队在敌占区活动，不断截获各村向敌人送交的粮食，因而，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不断发生。一次，三区便衣队队长马彪在南张寨村领导群众清算祖师会贪污时，清出10多石粮食。当天未来得及把粮食分给群众，黑夜就被姬镇魁的沁水工作队抢去。查明情况后，便衣队遂将当时偷送情报的张圪楼从枣园一个地主家抓获，以破坏群众运动的罪行执行枪决，并让枣园那个地主赔偿了群众的斗争果实。另一次，姬镇魁政工二团带领民夫，拿着口袋，扛着扁担，从西诗村出发到丹水抢粮，在四明山与三区区干队遭遇，马彪和区干队战士从四明山飞奔而下，扑向敌人，在一连串手榴弹的袭击下敌人狼狈逃窜，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行动。又一次，姬镇魁政工三团从北缮村路过到南坪抢粮，区委书记华青、区长巩岐山指挥三区区干队急行军赶到南坪村，区干队分左、右两路包抄，在南坪大庙前会合，出其不意，勇猛冲杀，将姬镇魁政工三团一部俘获。此次战斗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而且使政工团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政工三团一蹶不振。陵高三区为陵高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