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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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组织的恢复与全民抗战动员
 
  (一)高平牺盟会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由于日军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中共山西省的各级组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1937年7月24日,王静波(共产党员)从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被山西省牺盟总会委任为高平县牺盟特派员,同王静波一道来的还有张子廉(共产党员)为牺盟会秘书。王、张二人名义上是牺盟特派员和牺盟会秘书,实际上直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来到高平后,利用牺盟特派员、牺盟秘书的特殊身份和牺盟会这个阎锡山官办机构的合法组织形式,立即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摸清底子,宣传牺盟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发展王培东、王掌生、张守业、陈授、申通捷、申顺成等十几名牺盟会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高平县牺盟抗日政权和各群众团体的骨干。8月,在王静波和张子廉的努力下,牺盟高平县分会正式成立。县牺盟会机关设组织、宣传、总务等机构,成员由王静波、张子廉、姬德明、孙铁锋、申通捷、段其寿、魏延寿、田泰运、焦启秀等9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有无党派人士,有工人和农民群众。高平县牺盟会建立后,在县城城隍庙安营扎寨,公开挂起牌子,迅速展开工作。

  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抗战工作,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运城和晋城成立四个牺盟中心区。高平县牺盟会隶属于晋城牺盟中心区[  1937年8月,山西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4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成立后,负责领导整个晋东南地区20多个县的牺盟会工作。1937年10月撤销。]领导。1937年9月下旬,山西省牺盟总会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平县牺盟会派代表参加大会,并及时在全县牺盟组织中进行传达贯彻,使牺盟宗旨更加深入人心。10月,为了适应战争需要,省牺盟总会又决定在全省建立10个牺盟中心区,晋城牺盟中心区撤销,长治牺盟中心区[ 1937年10月,山西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全省建立10个牺盟中心区,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陵川五县牺盟会划归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长治牺盟中心区遭破坏。]成立,牺盟高平县分会隶属于长治牺盟中心区领导。同时,阎锡山为在战争条件下控制各县政权,将全省105个县划分为7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政治主任公署,后改为督察专员公署,代行省政府职权。高平县归驻长治的第五行政区[ 1937年10月成立,驻地长治,辖长治、长子、潞城、屯留、壶关、平顺、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陵川、浮山等12县的政权工作。续济川、戎伍胜先后任行政区政治主任。]管辖。


  1937年10月,牺盟晋城中心区增调孟松涛(女)为高平牺盟会特派员,韩之珍(女)为工作员。孟松涛到任后,与王静波一起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训练班培训学员,并亲自授课,宣讲革命理论,宣传当前形势。训练班培训结束后,学员积极报名参加抗战工作。牺盟会从报名的几百人中挑选40余名优秀青年,安排担任牺盟会协理员,深入到各乡、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大力发展牺盟会员,积极建立区、村两级牺盟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尤其是在宣传教育方面,县、区、村三级牺盟组织采用办墙报、写标语、发传单、搞演讲等形式,广泛宣传牺盟会“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性别”、“军民团结、武装民众、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宣言,呼吁“不愿做奴隶的人,不愿做汉奸的人都联合起来,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铲除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牺盟救国同盟会历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正值此时,10月26日晚,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上尉刘粹刚率三架驱逐机来山西娘子关执行抗战任务,返航途中,因燃料耗尽,寻求降落,误撞在高平县城东南魁星楼上,不幸以身殉职。撞机事件轰动全县,牺盟会积极组织抢救,王静波特派员在南大寺召开追悼大会,上万群众参加追悼会。与刘粹刚同时执行任务的另两位弃机跳伞生还的飞行员徐葆昀、邹赓续也到现场沉痛悼念战友。牺盟会组织通过广泛宣传牺盟会的宣言、纲领,贯彻党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激发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战争动员,号召社会各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动员青壮年随时准备参军参战,为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4月底,“四·二六”高平事件发生,王静波、张子廉遇难。长治牺盟中心区派高久鹏到高平接任牺盟特派员。同年7月初,牺盟长治中心区又派刘湘屏(女)接替高久鹏,担任高平牺盟特派员。并从民大六分校抽调申育科(沈毓珂)、赵秋来、丁鸿阁,从牺盟会干训班抽调武兰馨、王庭皋、秦庆芝,从决死六总队抽调边鼎(边定)等7名干部加强充实高平牺盟会的干部力量。这些人到高平后,申育科任县牺盟会秘书,丁鸿阁任县牺盟会组织兼工会干事,武兰馨任县牺盟会宣传兼青年干事,王庭皋负责农救会工作,边鼎任三区特派员,赵秋来任四区特派员,秦庆芝任五区特派员。此后,张文进、许荷仁(后改名为丁克明)先后担任高平牺盟会特派员。


  至1938年7月,高平县共建立起区级牺盟会组织5个,村级牺盟会组织280个,各区均选配区牺盟会特派员、牺盟助理员一人,工作员二至三人,大部分村都选配有牺盟会秘书。先后担任过区牺盟特派员或助理员的有边鼎、赵秋来、秦庆芝、段秀杰、段大德、张培民、杨之才、丁鸿华、王培东、王连生、王正生等人,就连后来成为高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高平县长的姬镇魁也在这个时期加入牺盟会,曾一度担任过五区牺盟特派员。这一时期,全县牺盟会组织发展迅猛,会员发展到近3万人,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10。牺盟会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高平县牺盟分会在全县牺盟组织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组建牺盟游击队,发展武装力量,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军事人才,并发动群众,募捐劳军,轰轰烈烈地开官仓、分盐店,在开展全民抗战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报名加入牺盟会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许多有志青年,走向抗日前线,就连一些从不出门的妇女也摆脱封建世俗的束缚,勇敢地参加了牺盟会和游击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县城程公馆的程香莲女士,第一个报名参加牺盟会和游击队,后来又动员其弟程锡圭走上抗日战场。在她的带领下,高平有不少名门闺秀都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力量。还有官宦家庭出身的申祖佑、申祖训、申同和、申同华等人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参加革命,其中申同和为革命壮烈牺牲,成为全国知名的革命烈士,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他致悼词。通过县牺盟会卓有成效的工作,高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层到下层,从城镇到农村不断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得到深入贯彻执行,为日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建立高平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和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人薄一波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整个山西党的基础并不强。以后发展各县的党组织,是牺盟特派员去做的。他们名义上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 杨尚昆:《山西的统一战线经验值得总结》 (1990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概况》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完成的是共产党的使命。”[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1980年2月),《山西新军概况》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

  (二)高平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高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以后,“党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发展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506页。]为了直接领导和部署山西抗战,中共中央组成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把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作为工作之首。193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在此形势下,高平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依托牺盟会开展工作,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 既发展了牺盟会组织,实际上又成为地方组织的建党骨干”。[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  (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利用牺盟特派员合法地位建党,起了很大作用 ”。[ 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山西新军概况》(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

  1937年10月,中共晋城中心县委[  1937年9月成立,刘尚之任书记,领导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1937年11月撤销。]成立后,决定恢复和建立所属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党的地方组织。晋城中心县委书记刘尚之委派孟松涛(女)为高平县委书记,负责开辟和发展高平党组织工作。孟松涛根据中共晋城中心县委的指示,利用牺盟会特派员的合法身份,把公开合法的牺盟会工作和组建党的工作结合起来,秘密联络与发展党员,积极筹备建立高平地方党组织。这时,因高平没有建立党的组织,王静波、张子廉、高化儒(又名高体乾)等人的党组织关系未能接上。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后,建立了一个省委办事处机构[ 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李菁玉任省委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部长,省委机关驻平定县,随129师政治部活动,对外称129师编辑部。11月在沁县建立冀豫晋省委办事处,对外称八路军联络处,安子文任主任,领导沁县、沁源、安泽、浮山、高平、平遥等县党的组织。],直接领导高平等县党的工作。11月,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子荣根据省委指示,从平定出发由北向南沿途巡视各县党组织建立发展情况。徐子荣来到长治后组建了中共长治特委[ 1937年11月成立,裴孟飞任书记,刘尚之任组织部部长。负责领导长治、潞城、高平、陵川、晋城、壶关、平顺、屯留、长子、阳城、沁水等11个县党的工作。同年12月,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成立后,高平、陵川两县工委仍直接归属长治特委领导。1938年4月撤销。],调晋城中心县委书记刘尚之任长治特委组织部部长,晋城中心县委随之撤销。孟松涛连夜坐牛车专程赶到长治莲花池牺盟中心区,向徐子荣汇报高平党员发展情况,提出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徐子荣根据高平实际情况,认为高平党员数量还少,成立县委的条件尚不成熟,可先建立党委小组。并当即写了恢复王静波等人党组织关系的信笺。孟松涛回到高平后,按照徐子荣的指示,在县牺盟会机关和牺盟游击队机关成立中共高平县小组,孟松涛任小组负责人,王静波任组织委员,张子廉任宣传委员。这是自大革命以来,在高平境内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一级党的领导组织。同年12月,孟松涛调离高平,党的工作由王静波接管。不久,王静波根据中共长治特委的指示,在县城城隍庙组建中共高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高平县工委),设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武装委员。王静波为工委负责人,张子廉、高化儒为工委委员。1938年1月又增加刘文山(又名申祖佑)、李致远为工委委员。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各工委成员的组织关系仅与王静波单线联系,都以县牺盟会或牺盟游击队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进行抗日活动,不与其他军队、团体中的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严守党的秘密。县工委先后驻县城城隍庙、陈区村、建宁村和南村等地。

  高平党组织恢复建立后,在加强对全县抗日工作领导的同时,重点是发展和扩大党的队伍。一方面注意在牺盟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另一方面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培养教育,根据他们的抗日觉悟和实际表现,吸收为新党员。这一时期,高平新发展的共产党员先后有刘文山、李致远、姬德明等7人,其组成成分分别为工人、军人、学生、贫农。为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县工委还及时在牺盟游击队中建立秘密党支部。至1938年3月,全县建立牺盟游击队党支部1个,党员发展到21人。高平县工委为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在县城城隍庙利用20多天的时间集中训练知识青年40余名,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工、农、青、妇、儿童团、动委会等抗日组织机构,公开挂出各救国会团体的牌子,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这些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为抗日军队和地方抗日武装送粮、送鞋、送布,搞好战时后方保障工作,在高平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动员高潮,为创建高平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三)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建立抗日武装,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前提。高平县党组织恢复建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建立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作为中心任务来抓。规定全县所有18岁以上59岁以下的群众都有参加抗日自卫队的权利和义务;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人,都勇敢地拿起武器,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明确提出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任务,就是平时站岗放哨,侦缉汉奸、特务;战时组织群众转移,实行坚壁清野,支援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1.组建高平县牺盟游击队

  1937年9月,牺盟高平县分会在县城城隍庙组建高平县牺盟游击队,初建时有队员10多人,由张子廉具体负责,王静波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10月,晋冀游击队总部派高化儒任高平县牺盟游击队队长,张子廉、李致远、申祖佑先后任指导员。11月,牺盟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多数为青年农民,其中有不少女队员,由驻长治五专署的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八团配发给枪支弹药,并在箭头营盘集中训练。1938年初,中共高平县临时工委在牺盟游击队内部建立党的秘密支部,申祖佑任党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1938年2月,高化儒在自卫队秘密发展党员的入党自愿书被刘涵森发现,刘便电告其上司称高搞“赤化”,上级党组织知道后,及时让高化儒离开高平,到长治中共太南特委工作。随后,派来朱惠钧(系旧军官)接任牺盟游击队队长。此时,牺盟游击队队员发展到200多人,下设3个排。一排长先后为张福林、郭俊喜,二排长为牛金海,三排长为郭庚申。高平县牺盟游击队成立后,在执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惩治贪官劣绅、铲除汉奸、为部队补充兵员、配合正规部队作战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成为高平党组织掌握的第一支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力量。

  2.成立高平县抗日自卫总队

  抗日战争一开始,高平县各区、村就编有自卫队,由县主张公道团[ 又称“好人团”,成立于1935年夏,是阎锡山为实行“民众防共”在山西成立的反动组织。]负责组织训练,队员大都是农村不脱产的青年农民。

  1937年10月,山西牺盟总会和动委会总部派白晨曦和陈曼迪来高平整顿和发展自卫队,并在县城火神庙成立高平县抗日自卫总队部,白晨曦任总队长,陈曼迪任副总队长。县自卫总队成立后,接管了原各区、村原有的自卫队组织,共300余人。为了加强对自卫队的领导,总队部采取分期分批轮训各区和各编村分队长以上干部的办法,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领导能力。

  1937年11月,根据上级扩大武装的指示,县自卫总队到基层发动和组织青年农民参加县自卫队。不久,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县抗日自卫总队和县牺盟游击队统一迁往箭头村营盘,挑选干部集中进行军政训练,并于训练结束后统一整编为高平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总队。总队长仍由白晨曦担任,副总队长仍由陈曼迪担任,张述正任指导员。下辖四个中队,其中第四中队由牺盟游击队单编。一中队队长为王舒冰(又名王溶吉),二中队队长为邸香林,三中队队长为仝克中,四中队队长为高化儒。通过整编,县自卫总队成为高平一支地方脱产武装。到1938年初,县自卫总队发展到500余人。

  3.建立决死二纵队高平游击支队

  1938年1月,原高平县抗日自卫总队一中队队长王舒冰,被顽固县长刘涵森排挤出县自卫总队。根据薄一波的指示,王舒冰前往沁县工作,当走到长治时被“民大”六分校[ 1937年12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成立,阎锡山兼任校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全国各地培养爱国青年学生,临汾、长治、运城、曲沃均建有分校,长治为六分校。]校长廖鲁言、教导主任车敏樵留任为该校一队指导员。4月中旬,由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王舒冰在随校西撤至沁水小柿庄办学期间,遇到一些带过的高平自卫队队员,便想回高平重新发展抗日武装。王舒冰在征得车敏樵的同意后,由沁水重新回到高平,以“华北自卫军”名义,积极发展抗日自卫武装。原县自卫总队一部分队员,脱离由王揖把持的县自卫总队,参加了华北自卫军。这支抗日武装驻地在寺庄北大庙内,以捐大户、实行合理负担解决活动经费。并和八路军驻军344旅取得联系,互相支持。不久,王舒冰又到长治找到在决死二纵队六总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八团开赴晋东南驻防,这是当时晋东南地区最早的一支进步武装。1937年12月,教八团改编为决死二纵队六总队,由薄一波代管。]检查工作的纵队政委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等领导,在得到支持后,将部队改编为决死二纵队高平游击支队,王舒冰任支队长,并领到关防、条章、领记等。张文昂、韩钧等还给高平牺盟特派员高久鹏和县长刘涵森写了公函信件,要求他们给予支持。同年9月,决死二纵队六总队从长治移防晋西北,在接到通知后,这支游击支队在一名队长的带领下,率队归还建制,离开高平。王舒冰则根据党组织的需要,调入陵川县牺盟会工作。

  (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高平党组织恢复建立后,就紧紧围绕“抗战总动员”这个中心,通过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深入到学校、工厂、农村,组织和动员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曲高筑路工人罢工斗争

  曲高公路于1936年由山西省政府投资兴建,其中高平境内的路段由高平县长刘涵森将工程转手承包给李筱天、郭守信等人。李、郭以月薪3元招揽民工2000人。1937年夏,日军向山西进犯时,曲高公路总包工头携款逃跑。高平县长刘涵森伙同工头李筱天、郭守信等人借机以工程未完工不能结算为由,克扣和拖欠工人几个月的工资不发,使工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引起筑路工人的普遍不满。1937年11月,筑路工人在中共高平县工委支持下,由工人姬德明、张守业等领导举行罢工。他们提出“不给钱,不上工;没饭吃,不干活”的口号。姬德明、张守业等人率领150余名工人进城向县政府请愿,要求补发工资,遭到县长刘涵森的拒绝。12月,姬德明、张守业等人再次率领400多名筑路工人向县政府请愿,刘涵森仍不接见工人代表,不答应工人要求。刘涵森的行径引起广大筑路工人的强烈义愤,他们住在城内不走,两三天内组织1000多名工人,高呼口号,第三次将县政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刘涵森吓得不敢面见群众。这时,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以牺盟特派员的身份,要求刘涵森无条件答复工人的要求。牺盟会的工作人员也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群情激奋,推举姬德明、张守业、李海旺为代表,同刘涵森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于工人请愿团的威慑,刘涵森硬着头皮在县衙面见群众,不得不答应同工人代表谈判,最后终于按照工人们的要求达成协议,同意牺盟会派人帮助工人算账,并监督政府足额给工人发放工资。在县工委和县牺盟会的领导下,刘涵森、李筱天发放了拖欠工人的部分工资,曲高筑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38年初,晋、高、阳、陵、沁五县联合工会在高平县城隍庙成立,在这次高平筑路工人罢工请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工人姬德明被推选为联合工会主席。县工委及时对这次罢工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进行考察,并陆续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从而发展壮大了党在高平的力量。

  2.农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高平县工委在领导筑路工人举行罢工请愿斗争的同时,还通过牺盟会发动全县广大农民群众斗地主、分谷仓,不留给日军一粒粮食,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各区、村农民纷纷组织起“穷人会”、“分仓谷会”、“贫民联合会”、“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工人救国会(简称工救会)”等群众组织,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斗争。二区(陈区)和四区(北诗)的农民运动最为突出。四区80%的农民都参加了农救会、穷人会和工救会等组织。二区郭庄村农救会组织农民将几家大地主的谷仓全部分掉;张壁村农救会在发动农民分大劣绅李筱天的谷仓时,遭到李的极力反对,并进城报警,绑走村民17人,打死农民张银成。村农救会坚决不后退半步,同李筱天进行坚决的斗争,狠狠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四区郝庄村贫民联合会不但分了地主的谷仓,还发动群众揭发旧村长的劣迹,罢免了旧村长,重选了新村长;西韩、东韩两村穷人,采取罢工的方式统一不给地主老财做工;北诗午村的穷人会还发动穷人带碗去富人的家里吃饭,不给饭吃就分谷仓。全县各地农民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使群众看到自身力量的所在,纷纷踊跃参加牺盟会、八路军和决死队,在全县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二、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对高平工作的指示

  抗战初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高平牺盟会不断壮大和发展,形成牺盟会和县政府两股公开的政治力量。县政府基本上为顽固派所掌握,以县长刘涵森为代表,形成顽固势力。他们慑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表面上进行抗日,实际上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致使抗日救国的法令政策难以贯彻执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难以开展。在此形势下,1938年1月,山西牺盟总部负责人薄一波从沁县经长治到高平视察,在听取县工委、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负责人的汇报后,指示他们一定要加强对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

  1938年2月中旬,日军侵占长治后,派飞机轰炸高平县城。高平县政府、公安局、牺盟游击队、县自卫总队及各救国团体等撤出县城,转移到县城西部的野川、南杨、北杨、吴庄村等地。这时,中共晋城中心县工委书记赖若愚只身从沁水赶到高平野川、杨村一带,找到中共高平县工委,传达中共长治特委的重要指示:一是党的干部要随党掌握的武装一起活动;二是要时刻警惕顽固势力吞并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要尽快摆脱刘涵森政府的控制;三是今后如果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在白晋路以西地区(即高平西部)活动,应到晋城大阳或沁水找赖若愚联系,如果到白晋路以东地区(即高平东部)活动,则到陵川平城镇与裴孟飞取得联系。1938年3月20日,中共晋豫特委、八路军补充团特别小组、独立游击大队主要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中共冀豫晋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子荣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晋东南(太南)地区的抗战工作,决定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党对该地区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并决定在高平、陵川、平顺、壶关等县建立和整顿游击队。上级党组织和薄一波、赖若愚、徐子荣等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为各级党组织和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指明了方向。高平县工委和各级党组织及时进行传达贯彻,使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展。

  (二)粉碎顽固派阴谋,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

  1.牢牢掌握抗日武装领导权及“建宁事件”的圆满解决

  中共高平县地方党组织刚一建立,就及时在牺盟会和游击队中发展党员,并从上级党组织、牺盟团体和游击队中选调骈引丁、郭庚申、唐连印等党员干部和董淼川、张福林、胡俊生、周国忠等抗日进步人士到县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中任职。那时,高平县牺盟机关的8名干部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即牺盟特派员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牺盟秘书张子廉、组织干事李致远、机关秘书兼总务申祖佑、机关兼部队政工员骈引丁、机关工作人员唐连印。牺盟游击队的10余名队、排、班干部中,有7名为共产党员,即队长高化儒、指导员张子廉、一排长郭俊喜、二排长牛金海、三排长郭庚申、班长秦裕聚和牛某某。县工委并于1938年初在牺盟游击队中建立起党的秘密支部,刘文山任党支部书记,加强了共产党对这支地方抗日武装的领导。

  对于高平县牺盟游击队,国民党高平县长刘涵森采取种种手段,妄图夺取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权。1937年12月,县牺盟游击队曾一度被编入高平县抗日自卫总队。县自卫总队由原保安团、国民党军队派来的官兵以及八路军派来的指战员、牺盟会成员等组成,成分复杂,队内新旧势力斗争比较尖锐。在箭头村营盘进行军政训练和统一整编时,县长刘涵森借机蓄意将牺盟游击队打乱重编,乘机夺取牺盟游击队的领导权。后经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王静波、张子廉、高化儒等共产党员的据理抗争,牺盟游击队才被单独编为一个中队,保持独立建制,称高平县抗日自卫总队第四中队。游击队编制虽然编进县自卫总队的序列,但可以单独行动,不受刘涵森直接调遣,使党组织仍然掌握着这支地方抗日武装。另外,通过这次整编,县自卫总队的4个中队长,都调整为由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刘涵森妄图夺取县自卫总队领导权的阴谋被击碎。

  1938年1月,刘涵森又处心积虑地在县自卫总队中挑拨是非,借口将县自卫总队队长白晨曦调走,另调极端顽固的旧军官王揖担任县自卫总队总队长,并设法将一中队队长王溶吉和四中队队长高化儒等人挤走,换成自己的亲信。刘涵森还不断培植县公安武装为自己的亲信武装,扩大这支队伍编制,足额配备装备粮饷,而对于积极抗日的牺盟游击队则公开克扣粮饷。

  1938年2月下旬,中共高平县工委负责人王静波,按照中共长治特委指示,毅然摆脱刘涵森政府的控制,率领县牺盟游击队和各救国团体转移到白晋路以东地区的陈区、建宁、石村、化壁、南村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的护卫下,发动群众开官仓、分盐店,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使县境东部地区的抗日工作十分活跃。2月底3月初,中共高平县工委为了打击汉奸活动和筹集抗日经费,决定派牺盟游击队以牺盟会名誉没收汉奸裴保棠(长治县人)在高平陈区和建宁开设的盐店。工委委员申祖佑、李致远和牺盟游击队排长牛金海,带领牺盟游击队一个班,到建宁将盐店查封,把食盐全部拍卖给建宁及建宁附近村的广大贫苦群众。不料第二天傍晚,驻扎在北诗吴庄村(现为东吴庄村)的县自卫队总队长王揖带两个连队突然将建宁盐店包围,执行任务的牺盟游击队战士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缴械,申祖佑、李致远被扣押。当天晚上,申、李二人借口上厕所趁机逃脱,赶到陈区向王静波汇报情况。王静波当即指示牺盟游击队队长朱惠钧带队前去解救。这天深夜,朱惠钧带队奔袭建宁盐店成功,在床上活捉王揖,夺回枪支,解救了被扣人员。并与王揖达成口头协议:县牺盟游击队在东半县,县自卫总队到西半县,各搞各的抗日活动,不准互相打扰。随后县牺盟游击队和各救国团体便转移到距“赵涂支队”[ 1938年2月17日,赵基梅、涂锡道率八路军129师以386旅771团一个步兵连及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成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深入白晋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长治、壶关、潞城、陵川、高平一带活动。赵基梅任司令员(支队长),涂锡道任政委,通称赵涂支队,亦称八路军晋冀豫独立游击支队,司令部驻陵川县平城镇东街村。]经常活动的陵川县礼义镇不远处的南村扎营。这就是“建宁事件”。

  “建宁事件”是由刘涵森及其顽固军官王揖一手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终以牺盟会和牺盟游击队的胜利反击而结束,顽固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牺盟会及抗日武装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2.“高平事件”及驱逐刘涵森的斗争

  牺盟会在高平蓬勃发展和轰轰烈烈的抗战形势,引起以刘涵森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慌。早在1937年底,刘涵森就曾向阎锡山密报孟松涛和王静波的活动情况,称高平已经被完全“赤化”,要求阎下令除掉孟、王二人。当时在吉县参加阎锡山高级军政干部会议的山西牺盟会负责人薄一波看到这件密电后,及时给孟松涛来信说,“小鬼,你不要盲人骑瞎马,跟着别人瞎跑,你要小心脑袋。”暗示孟松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上,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能锋芒太露,要防止反共顽固势力的暗算和陷害。不久,薄一波专程从吉县绕道来到高平,将已经处于危险境地的孟松涛接走,安排到沁县担任牺盟特派员。孟松涛调走后,刘涵森便迫不及待地对王静波下了毒手。当时,在县自卫队内部,自顽固军官王揖篡夺县自卫总队的领导权后,自卫队内部新旧矛盾更加突出,王揖不断制造摩擦事件。队员们对王揖恨之入骨,欲找机会进行制裁。

  1938年4月22日晚,县自卫总队部分队员在北诗镇东吴庄自卫队总队部扣押王揖未成。王揖逃脱时,通过造谣、煽动和欺骗手段,拉拢部分队员携枪支随其到白晋路西野川投奔刘涵森。正在北诗、拥万一带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募捐的牺盟特派员王静波、自卫总队副队长陈曼迪得到报告后,共同商量,认为不能白白丢掉几百人、几百条枪的部队,要尽快把王揖拉走的队员追回来。4月24日,王、陈二人不顾个人安危,乘马急追,天黑赶到乔家沟村,追上被王揖拉走的部队,劝说队员以民族利益为重,真诚团结,不要受骗上当。正在做几个分队长的思想工作时,刘涵森派去接应的县公安武装赶到,污指他们“叛乱”,不由分说将王、陈二人捆绑扣押,关在北杨村大庙。王、陈二人要求面见刘涵森讲理,均遭拒绝。第二天,王静波被押送到野川镇吴庄村,陈曼迪被押送到圪塔庄村。后来牺盟会秘书、工委成员张子廉也被抓到野川镇吴庄村。由于王静波、张子廉的公开身份是牺盟特派员和牺盟秘书,是省牺盟总会派来专做联合抗战工作的,刘涵森不敢公开下手,便于26日傍晚,将王静波、张子廉秘密枪杀在
吴庄村北山坡上。随后,刘涵森将陈曼迪以帮助叛乱罪名投监判刑。制造了震惊上党大地的“高平事件”,亦称“四·二六”血案。

  “高平事件”是刘涵森及其同伙破坏高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是高平反动顽固势力反共反人民嘴脸的大暴露。“高平事件”后,刘涵森紧接着又亲自率领县保安武装,与王平和王揖率领的县公安局武装、县自卫总队部分队员,分三路奔袭县工委、牺盟会、牺盟游击队及其他抗日团体驻地南村。县工委委员、牺盟游击队党支部书记申祖佑与牺盟游击队队长朱惠钧进行紧急迎敌作战部署。战斗打响后,由于寡不敌众,牺盟干部申祖佑、孙铁峰及牺盟游击队总务兼文书胡俊生等人被抓,其他人员在陵川县牺盟武装的接应下由朱惠钧率领突围,撤退到陵川县礼义镇。在撤退过程中牺盟游击队和其他牺盟人员无一伤亡。1938年4月底,高平牺盟游击队在礼义镇休整期间,牺盟游击队队长朱惠钧政治上发生动摇,经不起张荫悟的河北民军暗探的利诱,秘密投靠了河北民军,领到“河北民军”臂章,伺机带队投奔张荫悟。这一情况被其警卫员(共产党员)发觉,立即报告党支部,党支部及时召开支部扩大会议。这时,申祖佑被保释回家后,已经找到部队,他与工委成员、牺盟会组织干事李致远、一排长郭俊喜、二排长牛金海、三排长郭庚申等共产党员秘密参加会议。决定迅速做好每个队员的思想工作,掌握好部队,立即开往八路军太南军分区[ 1938年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成立,决定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分设为五个军分区。随即,在赵涂支队活动的太南地区成立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也称太南军分区,对外仍称赵涂支队。下辖长治、潞城、壶关、平顺、陵川、高平、修武、武陟、博爱、新乡、辉县、获嘉、汲县、林县、安阳、淇县、汤阴等17个县的地方军事组织。1940年3月,太南军分区在掩护太南撤军后,北撤至壶关、平顺等县。]驻地陵川县平城镇。随后,这支武装除朱惠钧一人离队外,其他人员全部顺利到达平城,受到中共太南特委[ 1938年4月成立,裴孟飞任书记,特委机关驻陵川县平城镇东街村。辖长治、潞城、平顺、壶关、高平、陵川六县以及豫北修武、博爱、武陟、新乡、辉县、获嘉、汲县、林县、安阳、汤阴、淇县等17个县党的工作。1940年3月15日,随八路军撤出太南地区至平顺县。]书记裴孟飞,太南军分区司令员赵基梅、政委涂锡道等首长欢迎。后经短期整训,编入八路军晋冀豫独立游击支队。

  高平“四·二六”血案发生后,山西牺盟总部负责人薄一波就高平事件发表谈话,一方面对死难烈士表示哀悼;另一方面要求山西省府查办凶手,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维护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牺盟长治中心区秘书廖鲁言,获悉王静波、张子廉被刘涵森残杀后,在长治召集牺盟有关干部开会,指责刘涵森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指派高久鹏担任高平县牺盟特派员,负责高平牺盟会的工作。同时,驻扎长治的八路军民运工作总团,决定派遣杨殿坤(后改名杨佐青)为高平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团长,率工作团到高平开展工作。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在高平期间,与当地党组织紧密配合,大张旗鼓地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地方壮大人民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参战。

  1938年4月底5月初,高平县牺盟游击队在陵川平城镇进行短期整训。期间,中共太南特委鉴于高平党组织破坏情况,决定成立中共高平县委,任命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姬德明为县委书记,夏涛为组织部部长,并从原县牺盟游击队中抽调部分人员留地方工作。不久,县委以八路军高平县民运工作团的名义在赵涂支队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从陵川平城返回高平,开展群众工作。随县委一起活动的还有部分武装人员共百余人,对外统称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姬德明为团长。县委返回高平后,一部分住浩庄村北大庙,另一部分住城内凌公馆、程公馆等地方。县委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决定在王静波、张子廉烈士遇害地野川镇吴庄村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借此大张旗鼓地揭露刘涵森等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大会由牺盟长治中心区代表刘湘屏(共产党员)和新任县牺盟特派员高久鹏出面组织。追悼会召开当天,吴庄村及其附近几个村的群众和全县各区、编村干部,各抗日群团组织代表等约3000余人参加。王、张二位烈士的遗体用棺木厚殓后,横陈会场。追悼会上,牺盟会负责人向与会者介绍了王、张二位烈士的生平和抗日功绩,报告了“四·二六”血案发生的经过,谴责刘涵森等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杀害二位烈士的罪行,号召全县牺盟会员、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继承烈士遗志,坚决与破坏抗日的顽固派进行斗争。会场上群情振奋,不断高呼口号:“为王、张二位烈士报仇!严厉惩办杀人凶手!抗日无罪!”追悼大会还通过了给山西第五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续济川和阎锡山请求惩办凶手的电文。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刘涵森悍然出动县武装及独八旅一部将会场包围,企图以武力胁迫大会解散。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顽固派慑于正义力量未敢开枪,大会照常继续进行。会后,隆重安葬了烈士。

  1938年5月至6月,乘“高平事件”后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之时,高平县委发动群众开展了驱逐顽固县长刘涵森的斗争。县委书记姬德明亲自带领请愿群众代表200多人,后增加到上千人,5次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捉拿杀害王、张二位烈士的凶手。刘涵森避而不见请愿代表,请愿群众即在县城街头喊口号,游行示威。姬德明又带领群众代表到长治五专署请愿,控告刘涵森破坏抗日、杀害抗日志士的罪行。专员续济川开始不接见高平请愿代表,直到第3次请愿代表住在长治坚持斗争,续济川才被迫接见,迫不得已电告阎锡山,下令将刘涵森调离高平,高平县政府的工作暂由政府承审员代理。“驱刘”斗争在高平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终于取得胜利。
为王静波、张子廉公开召开追悼大会及驱逐刘涵森出高平的斗争,是中共高平县委成立后,组织领导全县人民群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充分显示了高平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树立了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坚定了贫苦农民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进行革命斗争获得翻身解放的信心。中共高平县委领导的“驱刘”斗争,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为争取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和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解除人民群众疾苦而进行的情况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关心下,高平县委正确地把握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使“驱刘”斗争既维护了抗日的民族团结,又保证了党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领导,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推动了高平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对旧政权的改造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建立高平敌后根据地的根本问题。只有建立起抗日的政权,才能运用政权的力量,贯彻执行抗战的政策法令,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筹集财力物力支援抗战。当日军向山西大举进攻之时,时局动荡,人心惶惶。高平县政府同全省一样处于极度混乱状态,旧县长不但不思进取,积极抗日,还站在顽固立场上,继续执行右的政策,处处给抗日工作设置障碍,根本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面对这种情况,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由抗日县长代替顽固县长,则成为坚持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高平党组织一成立,就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政府,作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来抓。

  高平县党组织对旧政权的改造,是从发动群众开展“驱刘斗争”,迫使当局将反动顽固县长刘涵森调离高平后开始的。1938年6月下旬,决死三纵队政委戎伍胜接替续济川担任山西第五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后,根据高平人民群众意愿,于7月初通过薄一波让阎锡山委派薄怀奇(共产党员)担任高平县长。这是高平县第一位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县长。薄怀奇与中共高平县委的组织关系属单线联系。

  薄怀奇担任高平县长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由牺盟会建议、经阎锡山同意颁布的《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1937年11月6日,由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人薄一波主持,参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结合山西具体情况,草拟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由牺盟会、公道团、军政训练委员会共同提出,经阎锡山同意签署公布执行。]的精神,开始对阎锡山序列的旧政权进行改造,主要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对县政府各部门中的进步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并安排在重要工作岗位。二是采用逐步淘汰顽固分子的办法,即把政府各部门中消极抗日、思想顽固的分子,逐渐淘汰撤换,对旧政权的工作人员适时调整。凡坚定抗日的继续留任,对消极抗日的顽固分子则坚决给予清理。三是将上级党委和牺盟会派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使抗日进步力量在县政权中占绝对优势。中共高平县委通过上级党组织从民大六分校调来赵秋来、丁鸿阁、申育柯等人;从沁县牺盟中心区调来张文进、杨子才、解建勋、张培民、段秀杰、侯掌义等人;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调来王毓淮、王允召、许荷仁、席奋之(女)等人;从牺盟会干训班抽调武兰馨、王庭皋、秦庆芝等人;从决死六总队抽调边鼎(边定)等7名干部,都充实和安排在县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当时高平县政府设有一科、二科、三科、四科、五科及公安局、法院、自卫队等机构,下辖五个区公所。经过对县级政府的初步改造后,公安局局长为共产党员曹耿秀,二科科长为寇济民,三科(教育)科长为共产党员倪学慧(薄怀奇之妻),四科(民运)科长为共产党员王允昭;五科(武装)科长为共产党员王毓淮。对区、村基层政权进行改造,主要是采取发动群众,推行民主政治,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对那些顽固分子或清算其贪污罪行,或揭露其劣迹,用改选的办法撤换掉,使各区的区长和编村的村长大都改由中共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担任。经改造后的基层五个区级政权中,曾先后任区长的段秀杰、牛德清、赵秋来、孙铁风、边定、王培东、梁连生等人,均是共产党员或抗日进步分子。县政府为了方便工作,还在二区中村、三区回山、四区米山、五区野川建立了四个行政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中村办事处(也称下台办事处)主任先后为边定、申同捷;回山办事处主任先后为段秀杰、段大德;米山办事处主任为侯掌义;野川办事处主任为李某某,从而加强了政府对全县工作的领导。1938年8月,为了扩大县抗日武装力量,将原县政府公安武装解散,组建高平县独立营,下辖三个连。县武装科科长王毓淮兼任独立营营长,盟牺特派员张文进兼任独立营指导员。高平县独立营在县抗日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500余人,加上有八路军344旅做坚强后盾,在高平境内痛击日军,打击阎军独八旅,为保护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干部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改造旧政权的同时,高平县还根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通知,将主张公道团合并到牺盟组织中去,由牺盟会统一领导。公道团的干部一律由牺盟会委派,称高平县牺公联合会(简称牺公联,习惯上也称牺公会)。牺盟特派员张文进任会长,公道团团长任副会长。随之,所辖五个区的公道团长全部撤换。通过合并,主张公道团在组织上彻底瓦解,实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到1939年3月,全县各级政权组织基本得到改造,高平县政府实际上成为执行共产党政策的抗日政府。经过改造后的县、区、村各级政权领导人民积极开展抗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县的抗日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
高平县对旧政权大刀阔斧的改造,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深受全县人民的拥护,但也引起顽固派和反动派的不满。这些人多次写状子向阎锡山诬告薄怀奇。1939年9月底,阎锡山不问青红皂白发出电令,撤职查办薄怀奇,并诉诸报端。高平群众闻讯后,十分愤慨,纷纷愤怒声讨顽固派的卑劣手段,坚决支持薄怀奇继续担任高平县长。县委书记姬德明鼓励薄怀奇说:“他撤他的,你干你的,不要理他。”在县委支持下,薄怀奇继续担当重任积极工作。对于薄怀奇的工作,高平人民给予了充分肯定,纷纷到抗日县政府给薄怀奇送锦旗,并在丹朱岭树立功德碑,大力宣传薄怀奇是高平人民的好县长。为了使薄怀奇继续留任,县委还组织群众代表千余人赴沁水五专署驻地请愿,要求省政府收回撤职查办薄怀奇的成命。因当时五专署专员戎伍胜赴前线未回,其工作人员答复:“当呈请阎司令长官收回成命”,并传令嘉奖薄怀奇。不久,专员戎伍胜在抗日前线就薄怀奇被撤职一事,对《黄河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余对此事颇觉上下为难,吾为省府官吏,本应遵行省府意旨,而不应另有所表示。但是,为推行民主政治,对人民意见,亦不敢有所蔑视。且薄县长从政岁余,成绩卓著。近报载之撤职原因,经吾再三彻查,诸多影射,而高平民众反对撤职之举,诚为显著之表现。故余对此事之态度为:一面劝慰民众接受省府之命令,一面则将此实情转呈省府。”经过高平人民和五专署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阎锡山无可奈何,虽未收回成命,却也不再追究,最后不了了之。薄怀奇继续任职。同年11月,省政府通知高平县长参加全省县长集训,上级党组织为保护薄怀奇的人身安全,决定把薄怀奇调往别处,对外假称“失踪”,高平县呈请五专署调任新县长。随即五专署任命刘湘屏为高平县长,赴太原参加县长集训。

  改造旧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抗战领导权的斗争。在抗战初期,阎锡山的旧国民政权虽然不能担负起领导抗日的重任,但又不能马上推翻它,而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也不现实。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对旧政权进行逐步改造,使之成为能领导各种派别抗战、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要求的新政权,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一个特殊创举。高平党组织通过对旧县政权的改造,使县、区、村政权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虽说这些政权仍然带着“山西的帽子”,属于阎锡山政权序列,但通过改造,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使各级政权逐步变成贯彻执行抗日政策法令,并能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保护群众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抗日政权。后来薄一波对这一时期改造旧政权作了如下评述:“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也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因而这些县的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1980年2月),《山西新军概况》 (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三、八路军开赴高平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

  (一)八路军进驻高平,帮助地方建党建政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三个师,并做出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确定人民军队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一方面积极配合和支援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守作战,从侧后钳制、打击敌人;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全面持久抗战。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三大主力先后渡过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389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115师于晋东北,129师于晋东南,120师于晋西北展开,决死一纵队开赴太岳山脉,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13日,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决定派工作团赴晋东南各县开展工作,主力部队随后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刘伯承师长再三指示,“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29页。]12月底,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129师386旅772团、新16团等部队进驻高平城关、店上、邢村等地,作短期休整,展开根据地的开展工作。八路军部队到达高平后,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得到高平人民的大力支持。

  1938年1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 1937年8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晋、察、绥三省为第二战区,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八路军隶属于第二战区。]司令部组成以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的东路军,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2月20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分两路撤离赵城县(今洪洞县)马牧村,向沁县转移。其中一路由彭德怀率领经沁水转战进入高平,进行对日作战前的动员和部署。21日,八路军总部移驻北陈村朱家大院。就在彭德怀到高平的同一天,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在离石县碛口镇整训后,经洪洞、赵城、沁水、晋城也进驻高平,奉命加入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接受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直接指挥。陆军第177师529旅(旅长杨觉天)归17师统辖。17师驻防马村一带,师部驻康营村。529旅驻防大周、西周、金章背一带,旅部驻晋城大阳镇。八路军总部进驻高平的第二天,东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总部机关的康克清等随行人员,乘坐吉普车从北陈村赶到陆军第17师师部驻地康营村,会见17师师长赵寿山,部署当前的作战方针和任务,商定双方使用电台联系的具体办法。彭德怀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高平播下了革命种子。同月26日,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离开高平。17师在完成对日作战任务后,也于当年6月底离开高平进入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战。

  1938年2月,八路军115师344旅和第5支队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从正太路南下晋东南驻守高平,转归129师指挥。是月,八路军总部在高平宰李村(先在康营村)建立第六兵站(即第十八集团军高平兵站)。下设晋城东沟派出所、陵川禹居(平城)交通站两处分站。三个地方共驻干部战士110余人,其中警卫、运输排各一个,医疗队一个,炊事班一个。黄曹龙、杨毓贤先后任兵站站长,董洪国任兵站教导员。兵站的主要任务:一是为前线输送兵员、运输武器弹药及各种军用物资;二是护送从延安到山西前线的来往干部;三是掩护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活动,向后方转移伤病员等。兵站内设有规模较大、医疗技术较强的医院,负责治疗从前方转送来的伤病员,并负责将一些伤势过重或病情严重的伤病员转送到总部医院。由于兵站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党的重大活动及重要机密,所以要求站内一切人员严守党的纪律,保证工作上万无一失。兵站接待了不少重要伤病员,中央和八路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曾在这里作过短时期疗养,这个兵站是山西八路军总部通往延安中共中央的主要交通线。

  1938年5月9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天民率部在粉碎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晋东南后驻防高平。旅部驻城北村(今凤和村)公家院。8月,徐海东因病回延安休养,杨得志代旅长来到高平。9月,344旅党代会在旅部驻地城北村召开,朱德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专程到会讲了话。深秋,杨得志率一部从豫北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一带进行冬季练兵。同年11月上旬,彭德怀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从阳城经高平回屯留故县镇八路军总部期间,在高平城东门里一家当铺住宿,向高平党政军领导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939年3月,朱德总司令与左权副参谋长来高平视察344旅部队。在此期间,高平县委、县抗日政府、县牺公会主要领导,邀请朱总司令与左权副参谋长在县抗日政府二堂西侧会议室,专门为高平40多名党政军干部作重要讲话。会议由县长薄怀奇主持,朱总司令讲了《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他从分析全国的抗战形势讲起,指责了汪精卫一伙打着抗日旗号,高喊三民主义,公开充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假三民主义。号召大家要分清真假三民主义,揭露敌人的阴谋,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抗战必胜。朱总司令讲话后,左权副参谋长也作了重要讲话。7月上旬,为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黄克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344旅再次挺进高平。旅部先驻段庄村,后移驻三甲镇北庄村。到高平不久,344旅召开党委会,朱德总司令莅会讲话,还看望了344旅全体官兵,鼓励全旅将士英勇杀敌,后与随同人员在旅部北庄村下榻,约住一周离开。

  从1937年底至1940年初,八路军首长和部队根据抗日形势,几进高平驻防和作战,抗击日军,发展武装,帮助地方建党建政,成为高平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二)高平关阻击战与第一次反九路围攻作战

  正当高平人民在地方党组织、八路军、决死队和牺盟会的领导下,开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候,1938年2月30日,日军侵占长治后,派飞机轰炸高平县城,造成50余人死亡,200多间民房被炸毁。3月3日,日军第36师团独立步兵第13联队(石黑支队)从河南博爱、济源西犯,经晋城、阳城侵占沁水城。后日军疚田部沿曲高公路,由沁水向高平进犯。7日下午,17师接到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阻击日军的电令后,师长赵寿山随即召开营长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作战方案。这次阻击战,17师主要任务是利用高平关一带有利地形,阻击来犯之敌。17师师长赵寿山亲自率领第97团、第98团和独立营,星夜出发,先敌占领老马岭一带有利地形,将阻击地点定在高平关,令17师战士进入阵地,构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8日上午,日军疚田部400余人乘装甲车10余辆、汽车40余辆由西缓进,当进入老坟沟一带时,97团2营首先向敌开火,各阵地也随后打响,日军车队陷入一片火海。日军组织一支突击队,几次反扑都被打退。在激战中独立营机枪连连长李登先、战士高振山、王子明、宋和水、白占标等英勇牺牲。战斗一直打到下午,持续8个小时,打得日军溃不成军,尸横遍野,残敌只得狼狈回逃。这场战斗,共击毙日军120人,打伤200人,缴获钢炮3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30余支。17师胜利完成高平关阻击日军的任务。3月24日,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上,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特别褒奖了17师官兵与赵寿山将军这次高平关阻击战的英勇功绩。

  1938年4月3日,驻长治日军108师团104旅团沿白晋路南犯,与驻河南博爱、修武的日军换防,日军第一次从陆地侵占高平县城。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无辜群众被杀戮。日军在城南将庞六爷等10余名村民惨杀,填入公路旁的土沟内,又将郭绍周等20多名村民押到南坛上,全部用刺刀捅死,并放火烧毁城西府君庙50多间房屋,将躲在防空洞里的许根孩等17名群众全部刺死。后又在城外企甲院将村民徐板孩用刺刀捅死在窑洞内,将村民张三疤砍杀在野地里,其状惨不忍睹。这是日军侵占高平后制造的第一起惨案,史称“城关惨案”。

  日军的野蛮侵略不但没有吓倒组织起来的高平军民,反而更加点燃了高平广大军民抗日的汹汹烈火。抗日根据地在这烈火中越烧越旺、越烧越大。1938年4月初,日军纠集10余个联队3万余兵力,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妄图将八路军总部、第129师、第344旅及部分国民党军队围歼于辽县(今左权县)、榆次、武乡、襄垣地区。驻高平的17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在高平等地,打击日军,迟滞日军在白晋公路和曲高公路的行动并寻机歼敌,以配合反围攻作战。

  4月7日,17师得到日军从高平城撤离的情报,命令98团团长陈际春率部由西向东追袭日军,并收复县城,命令97团团长李维民率部在丹朱岭截击日军。4月9日,17师所部在寺庄村、丹朱岭等地沿白晋公路设伏,截击由河南博爱、修武北犯日军600人,毙伤敌100余人,17师官兵牺牲30余人。4月12日,17师97团在县城附近阻击入侵日军600余人,毙伤日军40余人。

  4月16日,八路军在武乡县长乐村取得大捷后,围攻晋东南根据地的各路日军在八路军频繁打击下纷纷撤退。27日,由长治沿白晋公路南撤日军108师团千余人,在高平丹朱岭11306高地受到八路军344旅687团、688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的阻击,经过两天的英勇拼杀,歼敌5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步枪60支,炸毁军车、马车200余辆,还缴获一批文件、弹药、被服、器材等。17师97团侧击配合了这次阻击战。后日军南逃,在县城附近,遭98团截击;逃至界牌岭时,又遭17师独立营和529旅3营重创。抗日军民乘胜追击,相继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包括高平在内的18座县城。至此,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被彻底粉碎。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其骄横凶恶、不可一世的气焰,为包括高平根据地在内的整个晋冀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造成日军不能全力西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此外,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对高平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高平沿白晋路东西两侧广大城乡连为一片,标志着高平抗日根据地开始初步建立,从而实现了毛泽东在太原失守后提出的“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高平军民通过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积累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为以后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反围攻作战结束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344旅奉命率687团、688团进驻高平休整。6月22日,为纪念抗日牺牲的17师死难烈士,由高平县政府出资,在高平窑则头村边建立“陆军第十七师抗日晋东南各战役阵亡烈士纪念碑”。县政府、县牺盟会、各抗日救亡团体及17师官兵约上万名军民参加纪念碑落成典礼并隆重祭奠英烈。

  高平关老马岭阻击战和丹朱岭阻击战,是抗日战争期间最早发生在高平境内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创造了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协同作战的典范,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三)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了确保其在华北占领区的“安定”,制定《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企图通过所谓“肃正”作战,摧垮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逐步削弱并最后消灭八路军。

  1939年7月3日,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第20师团、109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35师团、108师团、独立第4、第9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万余人,分别从道清路西段、同蒲路南段、正太路及平汉路中段,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实施“晋东作战”(一号作战),即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打通白晋、邯长两路。日军这次对晋东南的围攻,以南、北两路为主攻,以东西两侧为策应,逐步向根据地腹心地区推进。八路军第129师、第115师一部及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与当地军民相互配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主动撤出20座县城,增加敌人的“包袱”。同时发动游击队、自卫队疲惫敌人,然后集中兵力歼灭之。

  7月上旬,为彻底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黄克诚政委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344旅再次挺进高平。针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围攻,八路军、决死队采取避敌锋芒、转出外线、疲惫敌人、而后出击的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日军。

  7月12日,日军109师团侵占长治,开始第二次围攻晋东南。第五专署专员戎伍胜、秘书杨献珍率五专署党政军干部由长治撤到沁水县。7月14日,日军第二次侵占高平县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共高平县委迅速动员交通大道沿线附近的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减少损失。县自卫队、牺盟游击队积极开展参战训练,拆城破路,空室清野。县委、抗日政府、牺盟会、各救会还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建立传递情报网和向导小组等。高平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7月20日,国民党27军45师某团团长黄天蟾率部与日军在王报村激战后,保护师卫生队和后勤兵往沁水东、西峪撤退。当走到釜山村北山时,遭遇日军夹击。45师腹背受敌,68名卫生、后勤兵做了日军的俘虏。日军将68名中国士兵全部押到贾村关帝庙前的空地上。日军指挥官黑田大佐下令用机枪扫射中国士兵。正在此时,从中国士兵中飞出一颗子弹,击穿了黑田的脑袋。在场的日军顿时大乱。趁混乱之际,开枪的战士一跃过河,跑进了树林。另一中国士兵,跳入路旁猪圈,钻进猪窝躲过。日军气急败坏,用刺刀乱捅中国士兵,有的被连捅数刀,肠子挑出肚外,66名中国士兵全部被捅死在贾村北面的沟道中。这是日军在高平境内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史称“贾村惨案”。

  8月中下旬,由已提升为344旅副旅长兼687团团长的田守尧和团政委吴信泉,率领687团全体指战员与进犯高平日军109师团展开多次激战。8月15日,日军109师团一部由晋城北犯,行至高平城南上、下玉井村附近时,遭到344旅687团所部4连连长刘乾山带领战士们的伏击,日军伤亡50余人;当天夜间,日军再次进入高平时,不敢进驻民房,全部露宿在县城城墙脚下和街道上,遭八路军687团4连战士的突袭;16日,日军取道三甲、口则、八义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80余人在三甲附近遭到687团所部伏击,伤亡过半,残敌狼狈退回高平县城。此时,687团指挥员认为,这股北上日军是去长治换防的,不会在高平久留,便决定事先在敌北上的必经之路南李、北李村之间的桑树林设伏。17日早8时,日军步兵、骑兵、炮兵600余人联合出动,经高平城东大路向长治行进,当其先头部队300余人进入伏击圈时,指挥员一声令下,687团3营全体指战员迅速向敌猛烈攻击,日军措手不及,就地应战。687团战士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仅用15分钟,就结束战斗,部队迅速转移。此役毙伤日军1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文件1箱,还有战马10多匹,其余残敌撤回城内。在此次战斗中,687团一营营长负重伤,二排长胡兰成、六班长马进发、战士刘秀齐等4名战士光荣牺牲。21日,日军重新组织火力,胆战心惊地向长治撤退,在三甲、八义一带又连遭344旅某部打击,日军向长治逃窜,高平县城再次收复。

  8月29日,687团得知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牛岛实常中将于30日晨,将率师团部经由高平去长治。团政委吴信泉遂命令该部第一营在高平县城东北的赤祥村东仓河边设伏待机。30日拂晓,一营营长傅春早、教导员关盛志率该营赶至赤祥村东北山下,构筑工事,隐蔽迎敌。11时,日军尖兵连进入伏击区,随后是师团部。随着吴信泉政委的号令声,各连集中兵力,猛烈打击敌师团部,最后冲下河滩,与敌展开肉搏。此役毙敌军官20余人、士兵40余人、战马30余匹,获机密文件1箱。日军师团长牛岛实常因提前一天到达长治幸免一死,但因损失惨重被撤职。尤其值得记载的是,从第687团在高平赤祥村战斗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份机密性极高的作战文件,其中牛岛实常中将7月8日至8月8日的全部作战情报记录最具价值。黄克诚政委立即找到懂日语的干部翻译出来,分别上报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首长。朱德总司令还派专人将此情报送到了延安。

  八路军在高平境内对日开展的一系列战斗,特别是南北李村战斗和三甲东仓河战斗,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在高平境内打得大胜仗,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高平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全县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战斗有力地配合了太南地区抗日友军对敌作战,打破了日军第二次进攻晋东南的计划。南北李村战斗一结束,《新华日报》便于8月21日作了报道,称此次战斗是“提高千百万群众杀敌热忱,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战斗”。
从1939年7月至8月底,高平军民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同日军进行了两个月的英勇战斗,并一举收复县城,进一步巩固了高平抗日根据地。

  (四)广泛宣传群众,动员全民抗战

  组织和宣传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动员全民抗战,是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于华北抗战形势,就提出要在山西“布置全省的游击战争”。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要以抗日根据地作为依托,就必须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此,高平党组织一成立,尤其是在领导改造旧政权以后,就紧紧围绕“抗战总动员”这个中心,在全县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以形成全民性的抗日救亡高潮。

  首先,利用多种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动员。1938年3月至6月,陆军17师在高平驻防期间,由共产党员司锐和共产党员袁烙为正副团长的17师所属血花剧团,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深入乡村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演出前,司锐常在幕前讲话,讲抗战形势,讲日军暴行以及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合作抗战必胜的道理。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歌曲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在松花江上》、《救亡歌》、《上前线去》、《大刀进行曲》等;独唱《河南坠子》、《山西梆子》等;舞蹈《海陆空军总动员》、《丁玲舞》、《丰收舞》等;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还有杂技表演,形式活泼多样。每次演出,观看群众蜂拥而至,极大地鼓舞了高平军民的抗日斗志。1938年9月,抗日政府组建起雷电剧团。剧团名称取雷声震动全球、电光照亮世界之意。剧团团长由中共党员、抗日政府教育科长倪学慧担任,副团长由杨墨泉担任,下设总务、剧务、编导、宣传、歌舞等股室,全团共20余人。剧团成立后,经过紧张的短期学习排练,为纪念“九·一八”,在县城南大寺演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送子参军》等剧目,观看群众达数千人,把南大寺挤得水泄不通,首场演出获得成功,得到群众的赞扬。演出结束后,倪学慧带领剧团到全县各区、村进行演出。每到一地,剧团成员白天深入到农户,访问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晚上演出节目,男女老少争相观看,颇得好评。雷电剧团还派人到八路军总部火星剧团学习歌舞表演,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彭德怀、杨献珍、戎伍胜等领导都观看过雷电剧团的演出。同月,抗日政府还在冯庄村大庙,成立了“高平县第一民族革命高小”(简称民高)。县长薄怀奇亲自到关帝庙主持考试,招收学生。学校开设国语、算术、政治常识等课,学制为一年,不仅使广大青少年进校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受到抗日教育。抗日政府根据抗日斗争形势需要,还在城内关帝庙创办《抗战导报》,薄怀奇兼任报社社长,许荷仁任主编,靳先舟任编辑室主任,共有编辑记者8人。《抗战导报》为石印刊物,刊载内容主要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提供的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八路军战斗消息及本县各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抗日活动等。该报社还先后翻印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周恩来的《三阶段》、陈云的《谈干部政策》等著作。该报从创刊到1939年9月终刊,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露了日军侵华罪行,鞭挞了阎锡山倒行逆施、破坏抗战的行径,对教育、激励高平人民进行抗日作出了贡献。

  其次,积极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初期,党处于秘密状态,政权形式也是旧国民政府。因而,建立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8月,成立“高平县工人救国会”(简称县工救会)和“高平县农民救国会”(简称县农救会),工救会主席先为张守业,后为申顺成;农救会主席为陈福兴。9月,成立“高平县妇女救国会”(简称县妇救会),秘书先后为李淑仪、郭尚华。11月,成立“高平县青年救国会”(简称县青救会)和“高平县儿童团”,青救会秘书为郭绍堂,儿童团负责人为邵步苍。县级群众团体成立后,随之各区、村也成立相应组织。为了更好地发挥各救国团体的作用,1939年1月,经中共高平县委批准,县青救会举办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人员有各区、村青救会秘书200多人,时间为一个月。学员统一编为一个大队,由郭绍堂任大队长。训练开始总结前一段青救会工作,布置安排今后如何开展青救会工作,并分组进行讨论。训练结束时进行选举,郭绍堂当选为青救会秘书,方丽为宣传部部长,李同茂为武装部部长,后又派郜雍为组织部部长。通过选举,加强了县委对青救会的领导。4月3日,经县委批准,县妇救会进行改组。改组后,县妇救会设秘书1人,常委7人,执委13人,秘书由李淑仪担任。随后不久,县妇救会开办干部培训班,全县200多名妇女干部参加培训。培训班将学员编成3个中队,生活实行军事化。学习的课目有《妇女解放史》、《战时妇女工作》、《牺盟路线》等。培训结束后,将学员分配或充实到区、编村担任妇救会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妇女工作的开展。4月4日,高平抗日政府根据五专署指示,全县分八片,组织学校师生,热烈庆祝“四四”儿童节。有些片还开展了文化、娱乐、体育表演等多项活动。通过庆祝儿童节,发动和号召儿童在抗日战争中争当小英雄。

  再次,开展参战演习、锄奸和拥军运动。1938年12月,抗日政府在箭头营盘首次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全县党、政、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负责人,各区及编村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大会。会场张贴满红绿纸书写的醒目标语,会议由县长薄怀奇主持,县委书记姬德明讲话,各区代表发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各救亡团体要团结、组织、发动全县各阶层人士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要搞好各项生产活动,改善人民生活,多打粮食,支援抗日战争。1939年3月20日至29日,抗日县政府与牺公会领导全县人民举行空室清野大演习。演习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20日至25日,为宣传发动阶段。抗日县政府和牺公会成立演习指挥小组,派出干部分批下乡,每个编村配备干部3人。先召开村干部会,后召开群众大会,逐级宣传大演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部署演习的日程、方法、步骤和要求;第二步是26日至27日,为实施演习阶段。从26日开始,对所有人员、物资进行疏散,对村上的水井都进行封闭,粮食、衣物等大的生活用品全部转移到离大道20里以外的山庄窝铺隐藏起来。各村除留少数自卫团、游击小组担任交通、运输、锄奸、纠察外,所有人员均以战时要求,有组织、有秩序地撤出村外进行隐藏;第三步是28日至29日,抗日县政府与牺公会组成检查组到全县各地检查验收演习情况,检查后恢复原状。《新华日报》以《高平全县举行空室清野大演习》为题,向社会各界作了专题报道。

  1939年4月,高平县委加大对汉奸的打击力度,在群众的大力配合下,破获受驻开封日军特务机关指挥的汉奸组织“妙道会”,逮捕五派首领郭天昌和六派首领刘成忠,同时在二区捉拿该会大队长牛顺和、中队长王经济。这个组织以“妙道会”做掩护,向日军提供情报,破坏抗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抗日县政府对郭天昌、刘成忠、牛顺和、王经济等4人公开进行审判。将首恶分子郭天昌、刘成忠处以极刑,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4月26日,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支援抗战,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军,全县各编村相继成立“战时临时动员委员会”。各编村临时动员委员会主要由村长、闾长等村干部组成,设主任、秘书各一人,下设武装、担架运输、空室清野、慰劳救护、宣传教育等5个股。

  通过自上而下广泛地宣传和发动,全县迅速掀起全民动员、全民参战和全民抗日的高潮。各抗日救亡团体在县委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防奸锄奸、拥军参战活动,并参与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推行合理负担和改造区、村旧政权等斗争。成千上万的群众支前参战、拥军优属、积极生产、捐献铜铁,为高平抗战的胜利作出贡献。高平县农救会发动会员在7天之内捐集鸡蛋5000余个,送给八路军官兵,《新华日报》(华北版)为此作了报道。各救会组织发动会员捐献破铜废铁,仅一周就募捐铜铁9000余公斤,送给八路军兵工厂制造枪械弹药。县政府还组织高平前线慰劳团,带慰劳品赴安泽、沁源一带,慰劳前方抗日官兵。雷电剧团由倪学慧率领,先后到晋城、长治小宋村为八路军某部和决死三纵队等部队的指战员慰问演出,有力地促进了高平抗日斗争的开展。

  (五)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改善群众生活

  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是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山西省政府颁发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提出来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旨在减少民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战。

  抗战前,高平的封建地主垄断了大量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并将各种繁多的苛捐杂税转嫁、摊派到农民头上,农民负担十分沉重。抗战初期,高平农村负担的粮款是按地亩摊派的,采用地主、富农占有的一等好地和贫苦农民占有的三等差地平均摊派粮款的办法,实际上是将负担转嫁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身上。更不合理的是,由于一些村政权被地主和富农所把持,他们可以随意隐瞒土地,以多报少,以优充劣,甚至还出现了贪污、讹诈等行为。

  1938年8月,高平党组织和抗日县政府通过县牺盟会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在全县农村普遍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所谓减租减息,即:减租就是减少地主富农原定的收租数额,减息就是减少高利贷原定的利息数。按照上级要求,高平党组织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认真推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法令,组织农、工、青、妇各个群众团体的干部,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工作,找地主富农一个一个谈话,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同地主富农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使他们按比例减少租息。这一政策,由于过去执行得不够彻底,从而造成贫苦农民,特别是贫农、中农户出得多,负担重,而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等富户相对出得少、负担轻等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和问题。此次县委、抗日县政府要求在全县普遍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就是要按照“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打破过去按人口、按地亩不合理的摊派办法,让地主富农多出钱多出粮,中农和贫农少出或者不出。这样,抗日粮款大部分由有钱有粮的富户负担,少粮少钱的贫苦农民则以劳力支差充抵捐赋。如石末乡秦庄村,在牺盟会、农救会和八路军部队的共同主持下,将该村地主孔繁孝历年欠社款1600余串文折合大洋200元,将富户孔庆润欠款折合大洋180元,全部归社统筹,充作八路军军费使用。合理负担的推行,受到全县广大贫苦农民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但也遭到少数顽固分子的抵制和反对。一部分农村政权中的反动村长勾结富户,以负担不公为借口,极力反对这一政策的落实。县、区、村三级牺盟组织,发动群众,采取算账讲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并对有劣迹的村长,通过反贪污斗争,撤换其村长职务,从而打开局面,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很快在全县各地得到实施。

  随着旧政权的改造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的普遍推行,全县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筹集抗日资金,改善人民生活,1938年9月至12月,县委和县政府还积极扶植和鼓励人民群众从事各项生产活动。抗日县政府举办培训班,帮助各村发展纺织业,筹集资金通过各救会组织兴办了一批小煤矿、小铁矿、小硫黄矿。工人救国会组织15名工人集资兴办起织布厂,每月可织布10多匹。由于政府的扶植、鼓励,陈区的小铁业、城关的纺织业、丝织业,永禄的造纸业都有了较大发展。在此期间,抗日县政府发动各编村群众筹集资金兴办供销合作社,购买农具,改进耕作技术,多打粮食支援抗战。1938年农业获得好收成,市场日渐繁荣,物价趋于稳定。当时一块钱可以买到200个鸡蛋,三毛钱可以买到一斗小米,两块钱可以买到25公斤面粉。全县人民群众生产劲头很足,到处都在唱“努力生产多打五谷杂粮,支援八路军打胜仗”的歌曲。

  (六)基层党组织及党员队伍的发展

  在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高平县委把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努力提高全体党员和广大干部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斗争水平,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伟大事业中,起到核心和堡垒作用。

  1938年5月初,中共高平县委在陵川县平城镇成立并返回高平后,针对党组织不健全、党员少、干部缺乏的问题,按照中共太南特委的指示,首要工作就是迅速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培训和教育。5月至8月,县委经过工作,及时发现和培养牺盟会中的青年及各村中的积极分子,将他们发展为党员,尔后又让这些人去进一步发展。经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全县就发展新党员百余名。以此同时,县委狠抓基层党组织建立,先后在浩庄、勾腰、南山、瓦窑头、康营、城北(今凤和)、司家川、石末、王降等村成立党支部,这是抗战以来,高平最早创建的一批基层党组织。这些基层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制度。不久,上级党组织充实和调整了高平县委领导成员,由夏涛任宣传部部长,许少林(又名万青)任组织部部长,后夏涛调离,许少林又改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纪云(女)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以后县委还逐渐增设青委、妇委等工作部门,方丽(女)任青委书记,杨杏珍任妇委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

  随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和党员人数增加,中共高平县委决定在全县组建区级党组织,先后在五个行政区建立区委(后改称为区分委)。1938年8月,建立中共高平县一区、二区、五区三个区委。一区区委机关驻城关,活动范围主要在城关、米山、唐庄一带,区委书记先后为悦子文和王家瑞;二区区委机关驻陈区村,活动范围主要在陈区、云泉、建宁一带,夏怀枝任区委书记,申景顺任副书记;五区区委机关驻寺庄村,活动范围主要在寺庄、三甲、永禄、赵庄、釜山一带,毕如清任区委书记。9月,建立中共高平县四区区委,区委机关驻北诗村,活动范围主要在北诗、拥万、石末、牛庄一带,宋秀生任区委书记。10月间又建立中共高平县三区区委,区委机关先后驻乔村、原村,活动范围主要在野川、原村、马村、东周一带,悦子文任区委书记。

  1938年9月至11月,高平县委对过去一段时间党的工作进行认真总结,认为党员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固然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未能对新党员进行入党前的系统教育,党员标准和入党条件掌握的不太严格,新党员的入党手续也不够完备,致使一些地方拉夫式的发展党员,造成部分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不高,特别是一部分农民出身的党员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缺乏革命的坚定性,甚至还有少数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了党内,影响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一些基层党的组织不够严密,组织生活不够健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够充分发挥。还有就是对于群众中违反统一战线原则,斗争有些过“左”的做法,如有穷人背锅到富人家吃大户、把守水井不让富人吃水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县委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先是在原村举办两期党员培训班,后又在城北和冯庄村举办一期党员培训班。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和时事教育,主要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和游击战术等,全县先后共培训党员200余名。这是高平党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建设。通过培训,党员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明显提高,增强了工作能力和革命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在对敌斗争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1938年11月上旬,彭德怀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返回山西抗日前线时,到阳城唐天际司令部,向中共晋豫特委、阳城县委及唐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然后从阳城经高平回屯留故县镇八路军总部时,在高平城东门里一家当铺住宿。随行人员有浦安修、卫国银等人。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团长杨殿坤、县委书记姬德明、《抗战导报》主编许荷仁等人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彭总听完汇报后,向高平县委负责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系统地阐述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彭总离开高平后,1939年2月,高平县委召开会议,向广大干部传达了彭德怀的讲话精神,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县委书记姬德明主持会议。会议还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议案》和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决定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去,并部署了新形势新阶段县委工作的任务。是年6月,为了加强县委工作,中共太南地委任命许少林为中共高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至山西“十二月事变”前,高平县各级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党的各项工作十分活跃,党的干部处于半公开状态。全县共建立区委5个,党支部280个,党员发展到3220名,党员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265224人的1.2%,这在中共高平历史上是空前的,标志着高平党组织已经发展壮大并日益成熟,成为领导高平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坚强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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